将宋代的丧礼放在中国丧葬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揭示其对前代丧礼的继承与当时代的创新。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教出版社1998年版)是按照时代发展的次序，比较系统地将我国丧葬史上的丧葬观念、墓葬规制以及丧礼葬俗等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概貌地整理，并对宋朝的丧葬概貌、火葬和流行厚葬的特点进行了探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儒家和道家为核心的人文观念，在生死问题上表现出了重生避死的倾向。在浩瀚的学术研究中有着非常丰富的触及死亡话题的阐述和经卷，然而将死亡这一问题作为专门学术问题进行体系化的研究却是在近代才开始的。20世纪初期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死之研究》(H.Carrington著，华文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生与死》(A. Dater著，蒋丙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生死问题》(E. Teichmann著，丁捷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科学的生老病死》(朱洗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这些著作都是从科学和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死的性质及意义。

丧葬是由死亡衍生出的一个话题，这是每个人都难以躲避的事情，从原始人类之始，就一直困扰着我们。丧葬活动早先是以原始巫术信仰和神话的方式体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进步，民众对丧礼葬仪及相关内容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然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丧葬史、丧葬制度、丧葬礼仪、丧葬习俗等方面，从丧葬文书的角度对丧葬文化的研究却并不充分，仅涉及冥契、挽联、碑志等文书的研究，而且基本上都是单一文种的研究，并未以丧葬文书这一主题形成系统的介绍和深入研究。

随着工业文明给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个体也逐渐趋于理性化成为理性人，丧葬文化中个体的社会行动也是建立在以理性为动机的利益平衡上。在乡土社会，互惠互助是个体频繁互动的产物，帮忙这一行为看似是邻里、朋友之问约定俗成的习惯，实则是行为者通过主家希望能得到帮助的期望，去实施帮忙这一系列行动，以获得互惠互助的报酬或他人对自己良好评价的目的。对丧事主家的帮忙既是主观的同时也是客观的，每家总有大物小事发生，如果说丧礼中没有正当理由的缺席会导致一种人际关系中断，那么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帮忙虽然不会中断人际关系，但是却斩断了日后寻求帮助的一条路。正是帮忙这一行为是行动者理性权衡利益之后的行为，因而传统型丧葬文化充分发挥了社会整合功能，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在中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深切地理解“人情”这一词。这里的人情，指在个人的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特定的权利和义务，这些规定了个人与其关系网络中的其他人应保持联系、问候、相互帮助等。丧葬文化中免不了也镶嵌着人情，虽然与传统型丧葬相比人力和物力的帮助减少，转而更多地变成了一种金钱礼物，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在维持、生产、改造人际关系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情是一种最普遍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社会交换，葬礼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交换空问。

(一)丧葬程序简化 现代型丧葬文化与传统型丧葬文化的一个较大区别便是丧葬程序的简化，省去传统型丧葬文化中的许多繁琐程序和礼节。例如报丧，过去在X区报丧需要有血缘关系的男子作为孝子挨家挨户敲门卜跪告知亲朋好友、周边邻居逝者己逝的噩耗，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报丧形式多为电话通知，或者通过微信朋友圈通知;在传统型丧葬文化中逝者家属要为逝者停放并设席七天以告慰亡者，而现代型丧葬文化只需并且最多只停放三天即可;逝者亲属为了答谢亲朋好友的参与和帮忙通常会设宴请吃饭，在X区到现在为止这种答谢的方式己经经历了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属于传统型丧葬文化，由主家(逝者亲属)设宴在亲朋好友帮助卜一起理菜、洗切做饭菜给大家吃以表达谢;第二种属于现代型丧葬文化，由主家设宴在菜馆、酒楼并告知亲朋好友等参与者吃饭时问、地址;第三种也属于现代型丧葬文化，主家不再设宴席答谢，而是用一种“返红包”的形式作为答谢，这是一种在随礼者随礼时就由账房先生当场返还红包现金的方式，红包金额由主家自定通常分别在50. 100不等。这些仅仅是传统型和现代型丧葬文化中较为明显的程序简化环节，随着社会化的不断进程，从报丧到卜葬再到设宴等这一系列的丧葬流程或大或小都在不断地简化。

一般而言，凡是人类社会中传承下来的文化现象，都有其民俗特点，在各类文化事项进行中，固定的民俗活动强化了文化的表现形式，也续存了文化的多样化特点。研究民俗文化的最大意义，就是因为民俗可直接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风貌、社会形态和文化发展特点。

敦煌地区在丧葬期间，所有花销一般都由幼子承担，所收礼金也由幼子继承，其他子女在丧事期间主要是参与者的身份。这一点也可从丧葬期间，死者家中只有幼子夫妇担任“东家”，而逝者其他子女则只在上房两侧跪垫处守灵的细节处可以看出。虽然敦煌普遍实行幼子继承制，在有老者的家庭，其所在家庭的核心成员也一般只由老年夫妇、小儿子、小儿媳及孙辈构成。但考虑到幼子压力的重大，在老者去世前，尤其是丧前预备阶段，家中老者一般还会主动要求自己的女儿参与到裁剪与置办寿衣的工作中来。

敦煌地区的幼子继承制，因为明确了丧葬活动中主要的负责人一一幼子的责任，因而在敦煌地区，尤其是老者去世后，族中亲眷去逝者家帮忙时，关于遇到“哪位主人说话算数?”“没有啥了找谁?”“谁付钱?”“为谁收账?”等问题时，就有了明确的答案。因为责任分明的关系，以丧者幼子为核心，在丧葬活动的前期筹备阶段，就能形成反应快速，效率较高的临时负责班子，这就使得敦煌的丧葬活动极少出现超过三天的情况，这也就为速葬简葬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类研究主要立足于某一地区的丧葬习俗特征，强调当地丧葬习俗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独特的地域性特征。在丧葬文化的初期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丧葬文化的共性，而对丧葬文化因各地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等因素不同而造成的区域性差异尚未充分重视。从这个意义上，结合地方民俗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联系该地区丧葬文化的历史背景、自然人文环境、文化经济发展情况，对一个区域的丧葬文化或习俗的独特特征进行概括和研究，考察当地丧葬习俗特征。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丧葬习俗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的一部分。对丧葬习俗历史流变进行探讨，有助于从纵向的研究角度对汉族丧葬文化作历时的把握。而且，以古鉴今，这项研究也有助于对丧葬习俗的发展和改革的趋势做出一些前瞻。从历时角度对汉族丧葬习俗的流变和发展做一番探讨，这一研究方式与历史学、考古学联系紧密。

当然，目前业已出版刊载的研究著述中也有数目可观的从具体层面着手、以小见大的研究，可以弥补宏观研究的不足。这部分论著虽然仍然保持对丧葬文化的整体观照，却有具体切人的角度，研究有所侧重。比如有的侧重描述文化现象，有的侧重考证丧葬制度，有的侧重探究观念信仰。这些研究角度虽然并不能展现出丧葬仪式文化的全貌，却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其意义不言而喻。

坟山，彝语叫1i bie。对坟山的选址一般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是风水较好的地方。沿袭祖辈的规矩，只要是祖坟故地还有一寸地方可以下葬，人逝世后无论祖坟有多远的路程，都要葬入自己的祖坟之中。让死者不仅在生世与自己家族的人相处，死后也与家族的亡灵同在一墓地，不用惧怕成为孤魂野鬼。墓地选好之后，还要有山神树庇佑。墓地的山神树不是随意而定，要由家族的年长者请先生去选择一颗长势比较好的树确定为本家族的山神。若墓地孤寡无树，则要安一石碑，杀一只红公鸡，将鸡血洒在黄纸上，粘在石碑上，每个家庭都会去一个人见证此碑从此即为家族的山神。一般而言，先生会选取长在东南方向的树或是在此方向立碑，作为家族的山神。方位选取东南方向，是因东南方向有大山，寓意此家族以后有靠山。

棺木，彝语Ma Buo Z村的传统习俗，家中有老人的，一般以六十花甲子为界，家里的人就可以提前为老人请木匠做棺木。棺木的准备，首先是要选取做棺木的材料。

国内对丧葬文化的研究由来己久，本文的文献综述主要是按研究范围将其分为四块进行概述:一是对丧葬通论性的研究;二是对少数民族丧葬进行的研究;三是对彝族丧葬进行的研究:四是对丧葬仪式中人际关系的研究。本文的文献综述将重点侧重于对彝族丧葬进行的研究和丧葬仪式中人际关系的研究，其他部分仅进行概述。

开发建设宫家岛生态墓地的设计原理要秉着与大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有效地限制岛上现有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尽量保留岛上原有的自然人文景观，避免大规模的重组和改造，构建出层次多、种类多样的植物群落，增大海岛生态绿化面积，实现宫家岛生态景观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风水观念亦有许多陈旧甚至迷信的观念。现在有少数风水师故弄玄虚，夸大风水文化思想的作用，导致人们过于依赖风水对其墓地的影响，从而导致对土地占有的浪费和破坏。所以我们要正确引导先进的殡葬消费观念，发扬风水观思想之精华，去其糟粕。

晋代郭璞在《葬书》中对风水作了如下解释: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造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水”。“藏风聚气”其实就是中国风水文化中对墓地自然环境选择的要求。要以优美的自然环境来寄托了逝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以及生者对逝者的哀悼。风水文化对理想墓地一般要求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从清朝到民国时期，土家族丧葬画的形式语言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这从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丧葬画原作便可看出。而引发这一现象的主因来自于清朝的改土归流政策。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如潮水般涌入土家地区，土家族被强制这按照汉文化的方式，改变着自身以往生产生活、社会风俗、文化及信仰等等。可以说，道家文化对土家族丧葬习俗的改变，则直接影响着丧葬绘画的创作。

①土家族丧葬绘画是土家丧葬文化中的珍贵文物。 土家族丧葬文化，现己越来越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热点，其原因在于土家族丧葬礼仪的特殊意义。土家丧葬活动内容特别，丧葬活动中继承了土家族很多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例如土家族的“跳丧歌”、“梯玛神歌”;同时土家丧葬活动继承了古代巴人的丧葬传统。但是，随着土葬活动的慢慢消亡，并随着丧葬活动的土家传统文化也慢慢变得无从考究。土家丧葬绘画在土家丧葬史上无疑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土家丧葬画是实体文物，而土家族其它形式的丧葬文化“跳丧歌”等无法通过实体方式加以保存，例如，我们现在就无法考究清朝时期土家族的“跳丧歌”的舞蹈形式和内容到底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就这方面来看，丧葬绘画的优异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土家丧葬绘画对于土家丧葬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