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说文·哭部》:“丧，亡也。”段玉裁注:“《亡部》曰:‘亡，逃也。’亡非死之谓也……公子重耳自称身丧，鲁昭公自称丧人，此丧字之本义也。”因“亡也”，故己离开亲人身边，长时间“不在”，则谓其死亡。《白虎通·崩亮;:“人死谓之丧。”段玉裁注:“丧，凶礼谓之丧者，郑《礼经目录》云:‘不忍言死而言丧。丧者，弃亡之辞，若全居于彼焉，己失之耳。’是则死曰丧之义也。”古人基于特定的灵魂观念，人死后都将为其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来表达对死者的敬爱、眷恋和关怀之情，故而“丧”又引申为哀葬死者的礼仪。

王薇 ( 2005 )的《<仪礼>名物词研究》对《仪礼》中的所有名物词进行分类，并对其中的单音词进行溯源式探究;滕华英‘z (2005)的《先秦汉语服饰词汇系统研究》运用语义场理论，分析先秦汉语服饰词汇语义场的层级性和系统性，描写服饰词汇的分类系统，探讨了先秦服饰词汇所蕴涵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内涵;李存周(2006 )的《<大戴礼记>词汇研究》对其单音词、复音词及其结构进行分析论证，总结了《大戴礼记》的词汇特点。

1、青山白化一一死人与活人争地 死人与活人争地，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墓地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目前约有13亿人口，按2002年统计数据表明，平均死亡率为6.41 %，死亡人口约为833.3万，而火化率仅为50.6％，还有411.6万的死亡人口为土葬。按云南大学周鸿教授等的研究，土葬平均占地Sm2/人、火葬占地2m2/人计算，每年用于殡葬用地的土地为31 km2。若再任公墓建设的自由扩张，若干年后人类将面临被墓地所包围的尴尬境地。

1956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人死后不装棺土葬，实行火葬”的提议，由此拉开了中华大地殡葬改革的序幕，为殡葬管理和服务指明了方向。

公墓，最早出现在夏、商、周三代，是奴隶制国家国王、地方诸侯、地方首领和王室贵族以及其他奴隶主的墓地。与之相对应的平民墓地称为“邦墓”。它们都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体现了血缘关系上的宗法等级制度。到了封建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族墓取代了公墓，族墓成为流传至今的主要墓葬形式。近代公墓的兴起主要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上海租界首先开办了以埋葬外国侨民的公墓，后来又有了以同一教派为单位的天主教、佛教公墓。

我国经历了多次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大量革命英雄。大量遗骨急需安放，国家针对这一问题建设了第一批烈士陵园。他们的形式由公墓和纪念碑构成。在当时的年代，受政策的强烈影响，新建和改扩建烈士陵园在全国各地成为潮流，陵园风潮导致了土地的浪费，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侵占林地、农田的现象严重。陵园、公墓在土地权属上产生了很多纠纷，烈士陵园的利用率并不高。并且，烈士陵园在运行上也出现问题，设施维护工作滞后，建筑受损，部分建筑出租他用，用地性质改变，参观和纪念程序复杂，平日并不开放。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纪念”为“怀念某人或事物的行为和思想”，在《牛津英语字典》中的解释是“something made or done to remind people ofan event, person,etc"(历史留存至今，用来怀念人物、事件或时期的事物)。纪念是“留住对于某种事物的特殊记忆，具有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

“为纪念在革命时期或是重大事件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先烈们而修建的纪念场所”。“陵”在《说文解字》中为“大阜也”，阜本义大土山。《诗·小雅·天保》中有云“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古代陵是帝王墓地的称谓。明国时期，人们通常称中山陵为陵。现代，公墓是由陵的形式演变而来，烈士陵园即为烈士公墓。随着文化的发展，烈士陵园从一般的烈士公墓变为以园林形式营造的既有墓地又有瞻仰功能的复合性纪念场所。

大堡子山墓地后被认定是出土带有“秦公”铭文青铜器的地方，已清楚地说明这里就是一处秦国的国君陵区。从古代文献可以了解到，秦人是扬着牧马竿走出历史地平线的一个古老的部族，西周时期就已经繁衍生息在甘肃东部的陇山以西地区，并有秦先公埋葬在这一带。

从陪葬墓发掘的总体情况来看，按照陪葬墓墓室的数量，可以将陪葬墓分为双室墓和单室墓两大类。 从发掘简报和已知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陪葬墓采用双室墓形式的有:尉迟敬德墓川、郑仁泰墓”、安元寿墓、韦贵妃墓、燕妃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淮南大长公主墓、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节憨太子墓。这些双室墓前室小于后室，从埋葬时代来看集中在高宗至睿宗之间，迄今为止，中宗时期发现的陪葬墓都为双室墓的形式，但到了玄宗时期，单室墓又成为主流的形式。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时代变化和制度变化造成的。王小蒙女士曾撰文《从新发现的唐太子墓看太子陵制度问题》，其中涉及双室墓的出现时期并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解释分析。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唐代帝陵陪葬墓可分为有封土和无封土两种形式。无封土堆的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陪葬人臣墓，如昭陵的高士廉墓，这种情况只占极少数。二是埋葬在陵园内的宫人墓。

新中国成立后，民政部门接管了民国政府遗留下来的公墓，保留了外国人公墓、华侨公墓、回民公墓，建立了一批烈士公墓(即革命烈士陵园，其主要建筑有坟墓、纪念碑或墓碑、纪念馆、烈士遗物陈列室等)和人民公墓等。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签名倡导实行火葬，只留骨灰，不保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自此以后全国大中城市倡导实行火葬，又相继建成了一批骨灰公墓。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也提出了“移风易俗，改造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殡葬改革也在其列。1956年，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内务部(民政部的前身)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墓葬改革”的口号，公墓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平毁和迁移坟墓，规划并建立公共墓地，且从实践上取得了明显效果。

由于中国地方广大、民族众多，最初的《公墓条例》规定的比较笼统，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实行公墓制较为热衷，但是各地对此积极性并不高，因此公墓制初创时期成绩并不好。为此，193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又公布了《公墓暂行条例》，比起《公墓条例》增加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内容，使得条例更加完备周详，有效的促进了各地公墓的发展。《公墓暂行条例》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完善的有关公墓的条例。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一个长期封闭的农业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尤其是在清末时期，风云变幻，新旧交替。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瓦解，我国从封闭的农业大国走向了开放的工业社会。此时，西学东渐，新潮泛起，国人一时仰慕西风。西方生活观念的涌入，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近代社会形成了新旧、中西矛盾交织的特殊面貌。反映在建筑上，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类型，如工厂、车站、银行、学校、教堂等，另一方面新的建筑材料如钢筋、水泥等与之相适应的建筑设备和技术等的运用都是对传统中国建筑的冲击。而新的生活、生产方式使得人们意识观念、审美情趣产生了变化，新建筑成了中国建筑发展的重要主导方向。

湖南的殡葬改革难已为全国公认。原因何在?除投入不足，设施跟不上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落后的殡葬文化。综观古今，这些落后的文化积淀，在人们的心中凝聚成了四个“心结”，挥之不去:

一、行政执法人员素质较低，执法力量薄弱。 殡葬行政执法人员素质直接影响着行政执法的质量。一些执法人员业务不精，法律知识缺乏，执法水平很难提高。有的甚至委托文化程度较低、不懂基本行政法律常识又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上岗执法，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难免对违法事实定性不准，使用程序不当，以罚代法，越权处罚。个别执法人员甚至利用职务便利，执法不公。这种执法违法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殡葬执法机关的整体形象，对正常的执法造成了障碍。

一、行政立法方面的不完善。 行政立法是行政执法的前提和基础。这几年，进行了大量的殡葬行政管理立法，出台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多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殡葬管理法规体系还不完备，相应的殡葬管理和殡葬服务关系还未得到有效规范和调整，有些法规规范过于原则、笼统，执法的操作性较差，急需修改、完善。

这是墓园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区域，通常会按照不同的葬式、布局模式、宗教信仰或其他标准划分为若干更小的墓区，并进行分区命名、编号便于寻找。墓葬区即是整个墓园的核心空间，生者和死者进行面对面式的直接交流的地方。虽然墓位相互毗邻，众多墓穴处在同一开放空间之中，但从人们的利用方式和心理感知的角度而言，却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心理私密空间。需要静谧、平和的空间氛围，给人以亲切、柔和如同“卧室”般的情感体验。

准确的说这是我国墓园发展过程中，为适应现代环保及生态建设的要求孕育而生的一个功能区域，用于传统焚烧祭品的特殊习俗(传统墓地中均分散在各个墓前完成，并非集中举行)。

1、宏观情感共性下的个性原则 人类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情感需求，这种共性正是墓园的情感设计可行性的前提，因此墓园环境都展现出平静、安详、肃穆的整体氛围。但同时情感也是某一特定群体的共同生存意向的集合与结晶，具有一定的地域、群体差异性。并且不同的墓园基址条件具有不同的景观个性，也为同种情感提供了不同表达的可能性。所以，墓园的情感设计应该以充分调查分析基址特征及服务对象的人文背景为前提，不仅要做到“因地制宜”也要满足“因人而异”，创造出真正能够反映当时当地人们情感特征和需求的墓园空间。这样的墓园也一定是有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