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义堂纪念堂占地三亩，建于鲁南临沂市兰山区小义堂社区的丰源小区北区与京沪高速公路之间的农地之间。该纪念堂于2016年设计并奠基，同年年底投入使用，至2021年己正常运作了3年有余。

王开张氏祠堂位于鲁南地区滕州市上营村公墓之中的矮山下。该祠堂2004年奠基，2005年修建完毕，同年开始投入使用。2003年，滕州市王开医院扩建为枣庄市肿瘤医院时规划，需要占用毗邻的王开村张氏张金错一脉300多户村民的祖坟地。经由村所在善南街道居委会、王开医院院方与王开村村委会三方协商后，由张金错一脉之中张厚健三兄弟牵头，带领张氏村民集体将祖坟迁至城郊上营村皇城公墓，其中由上营村村委在皇城公墓内划出一块公墓地交由张氏村民使用。由于有限的土地面积并不足够300多户村民共同使用。于是，张氏村民召开了家族式的集体会议进行商讨，张厚健三兄弟认为修建骨灰堂能解决土地不足问题，并且此为集体安葬的“百年大计”。

一方面，官方通过实地调研早己敏锐地捕捉到了民众关于骨灰祠堂的民俗实践，并通过地方政策、规范、政府指导意见等官方文件进行了鼓励、指导及资助等。因此，在民俗层面之上，官方能够以具体的话语生成了“介入”民众的民俗重构、变迁的一个具体路径。以骨灰祠堂为例来观之，在城郊农村的区位内，各种现存的制度与民俗之间能够积极地互动，并且逐步地形成整体性制度。而身处其中的骨灰祠堂正作为着重要一部分而出现并随之发生衍变。

对于民众而言，民俗作为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始终存在着与时俱进的变换。同时，传统的消失在很大意义上只是形式消失，其本质往往还会借助于新的形式继续存在。显然，骨灰祠堂并非在21世纪才出现了的具有短暂历史的过渡产物，民众于上世纪70年代末就自发地创造并开始使用骨灰祠堂。其一，在山东鲁中地区的淄博市高清县的和店村内，村集体早在1973年始就土地紧缺，无地安置新坟，村干部决议并带领村民创用了骨灰祠堂(当地民众日常称“村祠堂”或“村纪念堂”)的形式用以安放骨灰。

经过调研福寿园这类传统墓园后，笔者发现各种新的葬式在墓园内百花齐放，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一种美感，墓地不再是阴森恐怖的代表，而是“让公墓变公园”，让“祭祀变纪念”，让“告别变美丽”。墓地被分为好多个区域，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色，除了花坛葬、植树葬、塔葬、壁葬之外，按类别还有癌症俱乐部的区域、遗体捐献者的纪念区域等。

在农村不影响的耕地的情况下，可以保留土葬传统，因为那是民俗文化的传承。如果不得己必须推进殡葬改革，那就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不顾及民情、民愿。如今的殡葬改革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可能由于改革者一开始并没有考虑到传统土葬背后的价值，也可能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本就抱着打破这种传统的目的，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当我们的耕地面临被墓地占据，当活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时候，应该让人们意识到此时此地的生存境遇，而不是用粗暴的方式强行干预。

人们之所以对葬如此看重，一定要在人死后寻觅另一个栖身之所，正是源于一种灵魂不灭的观念:人们笃信人死后其鬼魂依然存在，它们既活动在冥世，又与人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能造福或祸害活人，于是形成习俗和崇拜仪式，借此祈求鬼魂的帮助或宽恕，以保障个人、家族乃至部落的安全。‘这种源于远古时期的二元观念令人们将灵魂与肉体分离，死后肉体归于尘土，而灵魂则变为鬼魂到另一个时空过一种永恒的生活。使得人们相信“地狱”、“冥界”之类的概念。法国学者格罗特曾提到中国人把活人与死人的界限弄得非常模糊，活人与死人的魂灵一直能保持沟通接触，并且交往非常活跃，似乎是一种公理甚至信仰。因此中国人对待鬼神的原则就是一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仅重视尸体的安葬，也同时重视对灵魂的各种安排。除了儒家文化以外，还有民间风水的影响。

殡葬服务对象是死者和其沉痛家人，服务质量要专业高效、人性化、科学化。既然殡葬行业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身心感受，只有具有竞争力的服务才真正具有市场价值。

不适合土葬的地区建公墓，建造材料选用天然的，墓位设计按自然山形排列，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地形。要建时尚公墓，以树木、花卉命名不同地段。节省每寸土地，爱护环境并开辟优美公墓。

如果土壤环境不好就会使尸体腐化不完全，这样不但不能营养植物，还会产生厌氧腐败和酸性毒物质来损害植物的根部。根据所在安放地区的土壤性质，如果通风不很好就可采用火化，火化后的骨灰中的钙、磷、碳等物质是干物质，是无机肥，肥效快但养分单一，用时要将有机肥和其它化肥联合，才能达到一定效果，但在潮湿的土壤环境中反而更容易和其它肥料搭配使用。

李毓芳先生指出“陵墓封土作为一种象征性建筑，其外观的不同形制，应包含着特定的意义。根据上文，笔者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应为封土这种墓上设施最早出现在江南地区，不论是什么形制所起到的只是简单的标志物和实用的作用。中原地区吸收和借鉴后，由于社会背景发生变化，随着贫富分化和阶级的产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或表达等级观念和贫富差距，中原地区对封土的形制进行改造和创造，形制开始进行复杂的演变，而这时，封土的形制才成为了文化内涵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不同的形制才有了不同的象征意义，才成为了身份和等级的表现方式之一。

从江南土墩墓与中原地区封土墓的联系可以看出，土墩墓对中原地区的封土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某些形式被中原封土墓所借鉴，但也不能否认，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区别，如在文化系统方面、葬俗、葬制、葬具、流行程度，最重要的应该是在封土的作用、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

墓上封土的出现代表了墓上标志物开始向制度化、长久化、规模化、礼制化转变，祖先崇拜意识的加强。甚至有些民族地区的封土还带有自己的特色，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墓上封土。除了西藏自治区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日喀则地区北部的昂仁县的12座墓葬，西藏自治区琼结地区的吐蕃王陵等考古资料外，西藏自治区的其他民族和地区、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仍然有在墓上封土的习俗，也带有自己的特色。

1)孝道厚葬的儒家丧葬观 儒家是崇尚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他主张礼乐、仁义、忠恕、中庸、孝道。其中的“孝”、“礼”在丧葬思想中尤为突出，强调生前需孝，死后敬礼“慎终追远、事亡如事存”的儒家孝道丧葬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厚葬隆丧”、“事死如生”殡葬原则。孔子对于人从死、检、葬、丧、居丧、丧服、祭祀等等每一个环节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并被后世遵循与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摒弃原始宗教神鬼论，为我国传统殡葬文化奠定论基石，对我国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很多自然现象人们无法理解，人们幻想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并将其幻想成“灵魂”，当其附于身体时，人就活着;当它们远离时，人便死了;当灵魂与躯体不能完全吻合就是生病等。人有生死，但灵魂却是永存的。这就是人类最早的“灵魂不灭”的形神观。同时，人们相信这种“超白然”神灵能使物体具有生命现象，且所有物体拥有神灵和未来，这就是“万物有灵”。

1、草坪区直立或卧式墓碑区(简称草坪葬) 适用于坡度10比1(水平垂直比疚右的缓坡地形。此地形受限制较小，适合大面积草坪的铺植，草坪上的墓穴可设水平或直立墓碑。规划上以水平墓碑为时尚。在规模上，草坪区的骨灰葬墓穴用地仅需略大于骨灰盒，所以密度可以较高，每个墓穴家庭墓园中可以较紧密排列。

春秋战国时期，帝(王)陵“独立陵园制”逐渐形成，帝陵陵区规划以一代国君为中心，如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陵、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封君大墓、河北邯郸赵国王陵等;秦国自惠文王开始，以后每代国君都有独立的陵园名称，如惠文王的“公陵”、悼武王的“永陵”、昭襄王的“芷陵”、孝文王的“寿陵”、庄襄王的“阳陵”、秦始皇的“骊山”等，这种拥有独自的陵园名称正是“独立陵园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汉帝陵同商周那种“集中公墓制”不同，每座帝陵的陵园和荃域有一定的规模，各类建筑设施一应俱全，形成完善的管理功能，是一种“独立陵园制”。

从战国时期开始，秦以咸阳作为都城，不断向东扩展，最终统一全国，也逐渐形成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渭北和渭南两大陵区。根据史书的记载，最迟从秦惠文王开始，咸阳原就己经成为秦国的王陵区。考古钻探调查的结果表明，秦惠文王公陵、秦悼武王的永陵就位于都城咸阳西北部的原上，二者的陵园均呈南北向的长方形，陵园内中部南北并列两座陵墓，南面的为王陵，北面的为王后陵，体现的是“王陵居前、后陵靠后”的排位原则，其方向当以面南为宜。尤其是惠文王公陵所在的位置也成为西汉成帝延陵的陵区，延陵和公陵的陵园间距只有145米，延陵东司马道距离公陵封土仅150米。这也反映出秦汉帝陵在选址方面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和承继关系。位于都城咸阳东南的芷阳陵区埋葬有秦昭襄王到庄襄王的几位帝、后，其中的一号陵园内有南北并列的两座带有四出墓道的亚字形墓，墓上有封土，四周以天然和人工壕沟环绕，可能是秦昭襄王和唐太后的异穴合葬墓。这种夫妇共用一个陵园异穴合葬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西汉，西汉刘邦之父太上皇万年陵、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均采用这一做法。

西安周围一带特殊的地形，是西汉帝陵两大陵区能够以都城为中心对称布局的自然地理因素。群山环绕的关中盆地大致是南北高、中间低，渭河自西向东从中间穿过。渭水两岸和径、洛两水的下游，皆为海拔400米的平原，在平原周围海拔400米至700米之间为流水侵蚀成的高阶地，就是一般所说的原。这种原在关中是相当多的，大小不尽相同。

西汉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称帝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共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等十一帝214年。西汉时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是秦代创立的统一的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的时期。因而西汉考古、特别是集中体现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帝陵考古研究工作无疑具有特别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