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文化霸权的博弈主要是殡葬社会观念的推拉。如前所述，传统观念始终让人们避免死亡话语，排斥死亡，歧视死亡，同时在面临死亡的身体时，又恐惧死亡，敬畏死亡。生死两安是传统观念追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们采取多种策略，这些策略以习俗、禁忌、仪式等等形式出现，是必须遵循的社会规范。随着殡葬改革的不断深入，殡葬新观念逐渐得到传播，从墓地公园化到绿色葬式，从公益殡葬到器官捐赠，从临终关怀到网络祭奠等等，这些新观念不断出现。新观念不是站在驳倒传统观念的立场上被传播、讨论和扩散的，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因为人们的观念最难改变，需要制度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配合，所以当社会出现至少两种观念时，势必存在彼此之间的博弈，双方都在争夺各自的市场，可能一方获胜，可能彼此融汇，也可能存在其他情况。
殡葬文化权力的离散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主导的殡葬观念。一方面，人们拥有的传统殡葬观念根深蒂固，而且随人口、区域、风俗的不同，这些传统观念具有多样性;另一方面，现代殡葬服务制度鼓励的新观念尚未让人们扭转传统观念，同时自身也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殡葬的文化权力是不集中的，至少存在两种观念的博弈。
殡葬社会实践的固化集中表现为殡葬活动中的非理性行动和殡葬伦理学意义的消失。殡葬活动中的非理性行动是对传统殡葬的路径依赖。传统殡葬活动是理性行动，在社会领域组织的殡葬活动皆有社会规范依据。对于家庭而言，传统殡葬活动已经超越家庭范围进入社会领域，所以无论是家庭经济压力感低，还是家族殡葬的“炫耀性消费”，都有合理性。家族承担居丧家庭的经济压力以实现家族彰显实力的目标。但是，现代殡葬活动主要在现代市场领域运行，居丧家庭承担一定的经济压力旨在追求传统家族式的炫耀性消费。否则，不承担经济压力就要承担社会压力，客观上使得居丧家庭趋向非理性行动。
在殡葬服务递送机制方面，要体现社会福利服务的公益色彩，充分发展递送殡葬服务的社会化机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殡葬服务具体提供的文化性较强，并体现着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特征，故定要格外注重与我国具体国情紧密结合。具体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殡葬文化具体特征等决定了殡葬服务建设的国际借鉴要扬弃不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内容。例如，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土地私有制，其殡葬设施尤其是墓地设施具有根据土地所有者意愿建设的法理基础;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在根本上要求土地的使用必须重视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利用土地这一重要公共资源来进行建购豪华墓等个人炫耀性殡葬活动是定要严加禁止的。
在殡葬服务筹资机制方面，借鉴德国和美国等典型国家的经验，并考虑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给予国民充分的殡葬稳定安全预期，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为主、社会救助发挥补充作用的结构特征，建议我国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支付丧葬费用机制，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嵌人遗属保险机制，弥补社会保险参保者这一主体人群的丧葬费用并保障其遗属的基本生活，同时完善惠民殡葬政策，有效对弱势群体的基本丧葬费用给予资金支撑，并辅以社会救助机制，对生活陷人困境的遗属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关于坟墓风水信仰，国内外学界逐渐形成了“机械论”风水与“人格论”风水之争。 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持“机械论”风水观，认为在牌位崇拜和坟墓崇拜中，汉人对祖先的态度恰好相反。祖先的骨殖虽是世系继嗣的象征，子孙却将之当作傀儡来操弄一一“死者只是被动的代理者，是子孙利用地理师而玩弄的一种仪式游戏的卒子。坟墓选在恰当的位置，就能自动聚气。死者自身不能选择赠予及拒绝那流经其骨殖的庇荫之气。”他认为，天理重于地理，风水是报应的手段，地理只是机械式作用的机制，葬在好地方就庇护子孙，葬在坏地方则致祸子孙。
公墓的附属绿地应该包括祭祀休息区、停车场、入口广场等。该区域是祭祀者冥思、聚会家人、休息的场所，可以多选择一些寓意丰富的植物来丰富环境的情感，也可以做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雕塑，配以植物，烘托主题。
虽然北京市殡葬管理中心提倡绿色祭祀，但是大多数公墓内部或者公墓外都设有集中焚烧燃放祭祀区。因此这一区域应该配置防火防烟尘的植物形成一个植物过滤带。树木净化大气的能力主要是由于树叶的性质，并由树种、树叶质量、树叶年龄、环境条件等而不同。常绿树木四季常青，对煤烟抵抗力较落叶较大。
北京市公墓植物种类的选择必须以北京市植物群落中的优势树种和常见栽培树种为主，也不排除其他替代种类。由于乡土植物中的优势种在维持整个群落的稳定性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只有把握好北京本土植物及其群落组成特征，公墓植物景观观设计更能体现出强大的自然生命力。
说起9.11美国恐怖事件，世贸大楼被毁至今是心有余悸的，这是世界恐怖组织的一个特大性案件，尽管最终其头目本拉登被美国当局击杀在现场，然而，这事件对美国及世界来说都是永远难以忘记的，而在世贸大楼中经历了那件事情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人员更是永生难忘。9.11事件是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时至今天已有13多年，每每提及此事，人们都会想起那恐怖事件的难忘瞬间。在外界的人眼里，美国人该被撞楼，这是对美国的警告，更是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的挑战。带着这种想法的人不少，然而，事实上这一起恐怖事件造成了美国平民人员的伤亡，而不是给美国军事和政府的打击，这样的恐怖袭击只能给美国一个警钟，告诉他们，要加强国内安全，实现防恐打击恶势力保障民生为本。
陵墓就是离世的人的安息之处，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同时也是我们活着的人们对已经离去的亲人或朋友怀念、思念及缅怀的场所。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拥有56个名族，基本上都有各自的纪念过世亲人的仪式。比如藏族人死后，按照经济和地方的差异，就有天葬、水葬、火葬、土葬以及塔葬。一般普通人都是天葬，只有高僧才是塔葬。天葬是藏族很古老的风俗了，人死了之后，有鸟类来啄食自己的尸体。死了让鸟类叼去，让鱼儿吃去。就像一颗大树倒下了，腐烂成泥，又去养育滋润别的花草树木，何尝不是生命的继续和延伸。中国的名族多，墓葬形式也就各种各样，但是最为奢华的还是属于帝皇将相的陵园。中国帝王皇陵园都是最高权、地位的象征。
“纪念”这一词来源于“记忆”，记忆从遗传学角度看:这是一种“习性”，是天生的一种本能、永久的，这种“记忆”凭借不断的积累和实践经验作为遗传信息，最后体现在我们后代人类相关行为上。在《康熙字典》中“纪念”一词解释。“纪”(形声。从系，表示与线丝有关，己声。本义:散丝的头绪)它也通“记”。记录、记载。“念”(形声。从心，今声。本义:常思;思念;惦念)。因此“纪念”就是人类对某种事物、事件、人物的怀念。纪念是人类的心理活动、情感以及精神上的表达。但是它也可以说成是人们生活中的实践活动，是存在意识和有着特殊功能的活动;是人类从远古时代发展到现在的一定产物;是通过纪念历史人物或者是某个重大事物、人们回忆或铭记为主的特征，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价值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
农村坟地纠纷在发生前期看似仅仅是群众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受到风土人情以及农村强烈宗族情感等因素的影响，纠纷又极易演变成群体性的冲突，一旦冲突爆发，纠纷就演变成为危机。因此，农村坟地纠纷应该作为一类突发性危机来进行常态化管理，这就要求作为危机管理者的基层政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有效的机制应对。
协同治理主张打破以政府为核心的权威，构建多元主体均能参与的社会治理网络。但从实际来看，打破以政府为核心的权威，并不是没有政府的治理，而是政府要从“单打独斗”向“合作共赢”进行转变，要善于与不同社会治理参与主体展开更广泛深入的合作交流，并努力成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进而汇聚更大的社会治理合力。在我国，政府始终要扮演着社会治理主导者角色，并通过经济、政策、制度、科技、人才等优势来支持和推动社会自治力量的形成和发展，进而达到社会自治的格局。
一、土地承包商:经济利益至上，同顾伦理道德 B村坟地纠纷中，如果追溯纠纷发生的潜在原因，承包商张某可以说是纠纷的重要责任方。一方面，是由于张某向村民告知坟地处置事宜的方式过于随意。虽然，张某通过立告示牌的方式要求村民与其取得联系并处理好承包地中的坟地事宜，但从过程中来看其仅仅是做了一个“形式化”的通知。因为，在农村，如果不是家族坟地靠近自家种植有经济作物的山林中，村民平时很少到坟地去。况且B村的林地己经出租给张某，因此村民基本上也不会到林地上走动，自然也很难看到张某立下的告示牌，这种流于形式的告知方式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在立告示牌的整个过程中，张某也并未与B村村委会进行良好的沟通，忽视了发包方的参与协调作用，表现出张某在处理村民所属坟地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另一方面，张某忽视了农村伦理道德。虽然，张某实现了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却周顾了社会伦理和农村民俗文化，损害了村民“祖坟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利益。在村民看来，恶意损毁祖坟的事情是极不道德而且不可以被原谅的，而承包商张某恰恰挑战了农村传统殡葬文化的道德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