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事不分，公共责任缺失 殡葬管理体制存在的间题主要表现在政事不分，公共责任缺失上，在记政事管理的过程中，对管理的主体在角色定位上不明确，全责不对称，以下进行详细的分析:
“感谢民政部门对殡葬车辆的规范化管理”，家住扬州市宝应县一名村民办完父亲的丧事后感受颇深。几年前，母亲去世用社会上接运遗体的车辆花了近千元，而运送父亲的车只收400元，享受政府殡葬惠民政策减免250元之后，自掏腰包的只有150元。
我国农村的殡葬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己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火化率连年攀升，火葬己成为主流形势，对于殡葬管理和殡葬法的制定非常有利。但是也应承认，农村殡葬管理和服务的总体水平与人民群众殡葬需求之间的矛盾还是非常突出，社会舆论时常以“垄断”、“暴利”等判断评论殡葬行业，殡葬服务行业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这种形势也反映了殡葬管理立法的紧迫性。
(1)农村殡葬改革的倡导时期(1949-1979年)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目的在于响应毛泽东主席“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号召，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在1956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先后有150余位国家领导人在名为《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倡导去世后遗体火化，同时不设坟墓。这次的签名倡议活动成为我国殡葬改革的开端，也为我国的殡葬改革明晰了方向。我国的农村殡葬改革工作一直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推行火葬方面，一是坚持正面宣传教育，把握舆论导向;二是建设殡葬服务设施;三是将推行火葬、改革土葬和改革殡葬习俗作为殡葬改革工作的重心来抓;四是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多种方式，引导并鼓励群众响应殡葬改革。到1979年，农村火化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据统计，全国各地火葬场1979年火化遗体数量达到了102125具。
春秋战国以后，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的秦朝，秦国的国力空前强大，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具有气吞山河的气势。雄伟辉煌的秦王陵后来王者陵墓的样板。秦王朝崇尚厚葬，普通农村百姓在殡葬方面也继承了厚葬的传统，他们虽然没有丰厚的陪葬，也会制作一些陶器或者生活中的日常劳作工具来陪葬，如石铲、蚌镰等。崇尚厚葬作为一种风俗，它并不因秦之灭亡而销声匿迹。它对于两汉时期的丧葬习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由秦至两汉的厚葬风，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倡导的结果，其实这中间包含了丰富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纷扰，朝代更迭，国家处于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中，特别是五胡乱华，给我国北方的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种社会形势使得国家无暇制定统一规范的殡葬礼仪，因此产生各种殡葬习俗并存的现象。
法规作为社会调控的手段之一，是社会存在的上层建筑的反映。“政府对公墓业发展的政策导向、法律法规对公墓规划、修建、管理、产品销售中的规定，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墓市场”。分析有关活人墓的相关法规条款，评析现行殡葬法规有关活人墓调控的合理性，对“活人墓”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死亡证明是墓葬用地租用权获得的必要条件，生者预订(预购)墓葬用地是被禁止的，“活人墓”便是对此必要条件的违禁。墓葬用地租用权的获得是在宏观政策导引下的市场背景行为，“墓地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通过市场交易活动得以实现的，墓地的租赁就体现墓地商品性的具体方式”，对“活人墓”现象进行分析并寻求问题的答案，这是为深化殡葬改革所做的必要准备，是维护墓葬用地消费双方利益的重要理论工具。
自从1956年我国施行火化改革以来，火化率在逐步的提升，但是并没有对节约耕地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根据国家统计数据，20工7年全国火化率达到48. 9％，还有51.1%的尸体没有进行火化而直接进行土葬或者其他丧葬形式，但是火化率并不等同于火葬。在农村社会的一个特殊地方，由于非正式制度占据着位置，相应的正式制度很难发挥其原始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颁布法律要求火化遗体，在农村也确实是实现了火化率的提升，但是火葬与土葬的本质区别不仅仅是表现在是否采取了火化步骤这一点上，最终是否装棺，最后占地面积是否超标，坟地存在年限是否超长等等方面，都是二者的区别所在，都是法律内在要求的具体所指。
2011年，贵阳市政府印发《关于小河区、花溪区及一市三县开展城乡亡故居民免除殡葬基本服务费试点方案的通知》，在花溪区、小河区、清镇市、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开展试点，免除城乡亡故居民4项基本殡葬服务费用。2013年，市委、市政府将惠民殡葬纳入民生实事，对全市亡故居民免除遗体接运费、单间停放费、火化费、骨灰寄存费4项基本殡葬服务费742元/具，实现惠民殡葬全覆盖。2017年，贵阳市扩大殡葬惠民力度，免除人工抬运、车辆接运、单间停放、遗体火化、骨灰寄存等5项殡葬服务费用1322元，并增加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将减免的惠民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单个惠民金额最高可达5322元。截至目前，共投入殡葬惠民资金1.27亿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人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重庆市殡葬制度改革工作的开展，应将着力点放在改革殡葬制度中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等问题上，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用新的理念和制度，确保殡葬改革工作的落实到位。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清洁美丽的世界”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之一，说明生态建设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殡葬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近年来，重庆市殡葬制度改革初见成效，但殡葬制度改革不够深人，殡葬制度中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着重庆市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其具体内容如下:
目前，国外对于节日(死亡)仪式研究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主要都是人类学经典著作。马塞尔·莫斯1902年的《巫术的一般理论》介绍了巫术的定义要素，对巫术的分析与解释，作者巧妙的把各自巫术整体性联系起来，对巫术是否也具备一定的社会属性做出了理论分析。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著《过渡礼仪》介绍了从礼仪分类，地域过渡，个体群体，怀孕分娩，诞生童年，成人礼仪，结婚丧葬等分析出来分隔一边缘一聚合三阶段模式及其各阶段象征意义。
在农村特别是土葬改革区能否全方位实现先进文明的丧葬形式，保持其正常运转，并且在运转中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极为重要。这个问题能否处理好，不仅直接关系到部分农村殡葬改革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全省殡葬改革的进程。实践证明，实现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殡葬改革的顺利进行，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白事理事会制度。
在我省平原农村，遗体火化后大部分是将骨灰盒装棺后埋入自家祖坟，地面树起高高的坟头，也有一大部分是将骨灰直接埋入自家祖坟，在地面树起纪念性标志。虽然各县各村都按卿河北省殡葬管理办法》，兴办了公益性公墓，却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由村里划出一块地，四周圈起，便是一块公墓。事实上骨灰埋入的很少，偌大一块公墓无人问津，造成了土地的多元浪费。我们认为，在平原农村应尽量少建或不建公益性公墓。因为建公墓也是一种耕地的浪费。
我国城市公墓买卖合同在法律适用上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第一，没有具有针对性的高位阶法律调整城市公墓买卖活动。城市公墓买卖具有特殊性，而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大多数颁布时间较早，调整的范围往往没有达至城市公墓买卖这一社会关系之中，或者规定的较为分散，执行力有限。由于这些法律规范往往存在于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其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又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些有限的法律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这给整体的解释法律直至适用法律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且，在调节城市公墓买卖合同的各种法律法规中，民政部和各个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与条例占绝大部分，可它们的位阶不高而且效力范围也较小，根据合同法中的相关条款，适用法律的实践中只能将这些规章条例当成审判的参考而非直接有效的依据，如此这般就无法对城市公墓买卖合同的一系列行为起到有效的引导和规制作用。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城市公墓买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是比较模糊和欠缺执行的，缺乏系统而彻底的专门性高位阶立法去调整把控。
将我国现行的调整城市公墓买卖活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从立法主体的位阶为依据，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是法律(狭义)，在相关城市公墓买卖的所有法律中，它具有最高的位阶、最强的效力，是调整城市公墓买卖的基本性法律，具有统一的指导性，不过在针对性方面有很大的不足，对城市公墓买卖合同问题并没有直接的规定。具体而言就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第二是行政法规，它的立法主体位阶和法律效力仅位列法律(狭义)之后。规范城市公墓买卖合同的行政规范也不是很多，主要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墓管理意见的通知》、《殡葬管理条例》和《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改革工作的报告>的通知》。三是中央部委颁发的规章，和各地方政府颁发的地方性法规。这两种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比起法律(狭义)和行政法规有很大的差距，合同的有效与否也不能依照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来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