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城市墓园只有与城市大的生态格局及体系相融合适应时,才更具有长远、持续发展的意义,所以应当把墓园作为一个小的有机生态系统融入到城市大的生态格局当中,这就需要提升墓园自身的生态性,可通过墓园的园林化,加强墓园的生态本底。具体的做法有,多采用花葬、草坪葬、树葬等绿色生态葬式,增加墓园的绿地率,使绿地成为墓园的基底,同时减少对墓园土地的硬质化处理,多采用生态性透水性的铺装,例如植草铺装,保证墓园生态系统的内部各要素能够实现良好的循环。此外,还需加强对墓园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建立完整的生态结构以及稳定的生态群落。

1、对城市总体景观格局打造的影响方面 爱丁堡城市墓园在城市用地性质中的定位与西安完全不同。爱丁堡的城市墓园通常被用作城市绿地,而在西安则作为特殊用地,其布局未包括在总体城市规划中,致使墓园的布局阻碍了城市总体景观格局的打造与发展。而爱丁堡的墓园与城市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这对城市的景观总体格局的打造十分有利。此外,爱丁堡墓园的布局,是根据市民需求以及服务半径进行选址的,因而即使在市中心也有布局,并结合市中心景观节点进行打造。而西安城市墓园的选址,则是在城市郊区,作为邻避设施集中建设的,距离市中心路程较远。

采用树葬、花葬、壁葬、草坪葬等新型生态集约葬法,在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减轻了人们的经济负担,提升了人们在墓园中的景观体验。这是西安市殡仪馆下属墓园新址最大的创新及特色,也是西安真正将新型生态葬成规模进行建设及试用的先驱。墓园还为生态葬配备了可降解的骨灰盒,并划定了专门且统一的祭奠区域,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不规范不文明祭祀的行为,提升了墓园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


作为行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生命服务企业是为行业探索改革前路的探行者,要在助推体制机制的更新中以适应新趋势新要求,通过“良币驱逐劣币”纳入正规管理体系,补齐服务短板。与此同时,企业天然具有的自主创新属性不断为行业打开新路。

随着改革开放深化,殡葬领域管理逐步从用品销售、设备制造等向市场主体和社会资金稳步开放,社会力量已经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殡葬改革的多元化服务模式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与市场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一关系的定位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生命服务不同于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并不适合在全资源配置中完全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它关乎国计民生和基础人权尊严,与医疗、教育、养老领域类似,需要长期稳定配置,这就需要引进适用于该领域的市场机制。当前提出的机制模式是以公益性为主体、营利性为补充、节地生态为导向的服务供给格局。作为生命服务企业,要紧扣本领域市场机制,自觉主动地承担好社会责任、市场责任。

殡葬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异化现象,其背后的主因皆源于群众对死者“人土为安”传统习俗和以“孝”为核心的文化理念的坚守。农村殡葬改革既要理解人民群众“慎终追远”的情怀,尊重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元素,理性鉴别封建糟粕文化残留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更要坚定殡葬改革的方向,大力倡导厚养薄葬,文明尽孝送终,从新时代文化振兴的角度去引导殡葬文化方向,打造新型殡葬文化。

《殡葬管理条例》第12条明确规定:殡仪服务人员应当遵守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实行规范化的文明服务,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但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殡葬服务基本上是“垄断经营”,一些公办殡葬服务机构公益属性弱化,有的管理机构与服务机构管办不分、政企政事不分,监管执法力量薄弱,基本殡葬服务保障不到位。一些干部职工的理念、作风、能力与承担的职责任务不相适应,存在殡葬服务管理不规范、监管执法不到位等问题,与推进殡葬改革和殡葬工作健康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逝有所安”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等基本民生需求的延伸,事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更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待的一种特殊体现。由于殡葬工作的公益属性,当前围绕“逝有所安”开展的殡葬公共服务还不充分,一些地方对殡葬基本公共服务规划、投人、建设等积极性不高,重视大多体现在“口头上、文字中”,具体落实措施少,没有将其作为兜底线、保基本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导致殡葬设施陈旧落后,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死有所安”“人土为安”的心理诉求和基本需求。以农村普遍存在的骨灰棺葬现象为例,很多地方把殡葬改革简单化、片面化,把遗体火化率作为殡葬改革的主要考核指标,单纯追求火化率,忽视遗体火化后的骨灰处理。



殡葬服务属于“生老病死”问题,关系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对社会和谐发展有重要影响,所以殡葬服务天然具有公益特征。《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满足群众的殡葬需求,确保人人享有公益性殡葬服务。如何保证殡葬服务公益性,就需要政府勇于承担兜底责任,在殡葬服务供给中强化认识。


墓地起源于1915年的一个全球墓园设计竞赛,瑞典决定在斯德哥尔摩南部的安斯基德建造一个新的公墓,最终两位年轻的瑞典建筑师冈纳·阿斯普朗德(GunnarAsplund)和西格德·劳伦兹(Sigurd Lewerentz)胜出。公墓于1917年开始建造,直至1940年才完成竣工。许多名人长眠于斯库格,建筑师冈纳最终也将自己的归宿在此。


典型国家针对具有雇佣关系的社会保险参保者,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将丧葬费用和遗属基本生活保障纳人社会保险的支付范围。在丧葬费用支付方面,德国针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通过以雇佣为基础的社会保险,辅以体现个人和家庭责任的丧葬商业保险、信托账户、生前预约殡葬服务合同等,有效弥补了逝者的殡葬服务费用;英国养老保险为逝者葬礼支付2000英磅的丧葬补贴犯日本和韩国通过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对逝者的殡葬服务花费进行资金支持。

第一,死亡风险的社会化要求将殡葬服务纳人社会保障体系加以建设。在死亡之后,人之殡葬需要通过资金、物质和设施等获得殡葬服务和开展殡葬活动。在小农经济时代,上述资金、物质和设施通常由家庭或家族来提供,这与当时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相符合。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细化,人们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风险之社会化特征日益显性化。这种情况发展至19世纪末,使人们面对的风险更多由社会原因造成,而社会风险的应对主要由社会保障机制来完成。同理,人们的死亡风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因素(如污染性工业生产扩张与公共政策不力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化、医疗体制不健全引发的疾病治疗条件不佳、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一刀切”政策造成的次生灾害等)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风险,故此针对逝者的殡葬服务应纳人社会保障体系的范畴。

古今中外的人们均重视对逝者的殡葬。丧葬仪式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行为,在人类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其殡葬活动由教会具体实施,具有简丧薄葬的特点。这并不意味着对殡葬的不重视,其恰恰遵循的是基督教轻尘世和重后世、重视死者精神和强调救赎的生死观。


经过一系列殡葬改革,尤其是现代的殡葬改革以来,中国的陵园建设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需要继续改革。政府主导殡葬改革,民营资本的参与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是中国现代陵园的建设现状,也是巫待加强的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