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已落成的城市公墓中，虽然有以“上海福寿园”为代表的一些精品，但是总体来看，其普遍建设层次不高，存在较多的不足。

总体来讲，西方社会有着较为单纯与统一的宗教信仰。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早期的墓地就是集中埋葬死者的场所，无所谓规划设计，其表现出的也只是一种强烈的宗教热情。随着城市的发展，墓地被纳入了城区范围，时值英国自然风景园思想在欧洲流行，在此造园理念的影响下，人们抛弃了外迁墓地的传统方法，而是将墓地园林景观化作为解决城市用地矛盾的新途径，由此，城市公墓进入了注重景观环境营造与景观空间构建的全新时代。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祭祀仪式中的祭祀对象也呈现出不断变化的态势。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出于对自然界中神秘力量的敬畏而进行祭祀仪式，这时的祭祀活动属于泛化祭祀。而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地域及家族势力膨胀，人类的祭祀活动也开始由泛化祭祀向家族性祭祀转化，家族祖先神开始享受到越来越多的香火，这种状况也一直持续到网上公墓出现之前。

以网络为载体的祭祀活动的出现，必然会与网络传播的属性结合起来而呈现出与现实祭祀活动不同的特点。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充分参与公共生活的技术手段，这也使得网上祭祀的规模具有了无限可能，祭祀的公共性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过去的祭祀仪式中，人们参与祭祀活动会受到诸多技术条件的制约。

互联网的发展为人类社会中的祭祀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通过网上公墓，人们可以不用亲身来到逝者墓前，而在网上缅怀逝者、祭祀祖先。而人类社会中这样一种神圣而古老的祭祀仪式，是如何与作为现代社会科技成果的互联网联系在一起并在其作用下发生变革演进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当人们试图通过网络技术来复制现实中祭祀活动的内容时，为什么刚好也能获得一种与真实的祭祀相似或者相通的仪式化感受，还可以将这种尝试称之为“网络祭祀”并以其作为现实祭祀活动的一种补充，甚至还寄希望于这种“对现实的复制”能够完全取代现实。这种祭祀与技术之间的这种联系可以通过梅罗维兹的“情境论”来解读。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4条承认了具有人格利益的特殊财产，体现了法律对附着于财产上的人格利益的认可。以此规定为基础，理论界有学者根据财产与人格的相互关系对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进行了类型化。一类源于“外在物”的内化，具体是指象征人格意义的产与寄托情感的财产;一类为内在自我的直接外化，即来源于特定人的身体或智慧。墓地即承载着生者对亲人的哀思之情，又为死者的遗骸、骨灰提供安葬之所，是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

前文已经述及，我国城市墓地使用权具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法律特征，将其界定为建设用地使用权能更好的与已有建设用地制度进行衔接，且能打破墓地使用权城乡二元的壁垒。因此，我国城市墓地使用权的民法保护应紧紧围绕其作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展开，将纳入到物权请求权项下。

瑞典1990年生效实施的《瑞典安葬法》以法律规范的形式确立了墓地权的概念:当一个安葬地点的一个确定的墓地被转让给某人用于墓葬时，受让人取得该墓地的墓地权。该法案主要围绕墓地权的概念和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展开，但有关限制和处罚的法案条款内容较为宽松，将“以人为本”作为法案的立法核心思想，对一些特殊情况规定了许多处理原则，给予人们较多的选择空间。

对于X县来说，自然村是殡葬改革的涉及面最广最基础的群体，而红白理事会作为村民自治的社会组织，可以最直接的影响到村民的治丧行为。理事会可以监督村民简办丧事，去除殡葬陋俗。基层政府应对它的职责有清晰的认识，民政部门应充分借助理事会的作用致力改革并对其业务范畴作具体的规划和有效的监督。

在殡葬改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解决争议问题必然要采取合适工作方法，同时加强民意沟通与协商，才能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助推殡葬改革工作行稳致远。在乡村振兴的模式下，相较于借助法律、经济、行政等强制性措施解决问题，协商、探讨、指导等温和型较强的方式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并且也与当下政府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效能的时代背景更加契合。因此，推进基层殡葬改革也需要讲求“以点带面”、“循序渐进”。

殡葬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利益关系、人情习俗错综复杂，基层政府必须要以现阶段的实情为基本立足点，加快制定与本县现阶段殡改实情相契合的政策，确立合适的目标以及工作关键，稳步推进殡葬改革，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需求。殡葬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分门别类，提高改革的针对性。

消费者，英文为Consumer。根据百度百科上的解释定义为:科学含义为食物链的中的一个环节，代表着不能生产，只能通过消耗其他生物来达到自我存活的生物。在美国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中对消费者的定义是:“所谓消费者，是指从事消费之人，亦即购买、使用、持有以及处理物品或服务之人，消费者是指最终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人。在澳大利亚，消费者是指为了个人或家庭使用的目的而购买特定货物或接受服务的人或个人购买的商品或服务不超过4万澳元;如果购买人在获得了货物或服务之后又使其重新进入流通领域而转卖出去，则不属于消费者。法国法律中，消费者主要是指在从事其职业行为之外的，为满足个人需要而订立有关财产或服务的合同的一切自然人(例外情况下也包括法人)。国际标准化组织(IS})认为，消费者是以个人消费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

民政部于1992年8月25日发布施行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公墓是为城乡居民提供安葬骨灰和遗体的公共设施。公墓分为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是为农村村民提供遗体或骨灰安葬服务的公共墓地。经营性公墓是为城镇居民提供骨灰或遗体安葬实行有偿服务的公共墓地，属于第三产业。因公益性公墓原则上只面对村民，不对外经营，所以本文探讨研究的是面向城镇居民实行有偿服务的经营性公墓，下文提及的公墓均为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在此不作探讨。

本人作为法律从业工作者，亲历公民在购买公墓后以墓园涉嫌价格欺诈为由要求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俗称惩罚性赔偿规定)要求进行三倍赔偿，从而引起对公墓购买者适用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维权是否合适的问题的思考。

所谓公墓，乃是指经国家批准，为国民埋葬骨灰或者遗体，并可以进行祭奠的公共设施。我国公墓有着许多划分标准，一般按照经营性质的方式划分，我国现有的公墓有两大类型，其一是经营性城市公墓，其二是公益性农村公墓。经营性城市公墓是指为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提供埋葬亲友骨灰或遗体并允许祭奠的公墓，提供有偿服务，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有限制的第三产业。公益性农村公墓则主要是面向具有农村户口居民，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这些居民的情况与城镇居民有很大差异，这种公墓除了可以安葬亲友遗体之外，往往具有公益性质，大部分此类公墓是免费的，但因为各地经济水平不同，所以也有部分情况是要在使用之前支付一定的修造费用。总之，公益性农村公墓是集体所有的公益性公共设施。公墓的这种两分模式主要基于我国城二元乡结构之上。对于这一城乡两分模式所造成的公墓性质之分，近来也有改变的迹象，相关政府部门正在积极构思在城市中也建设面向城市居民的公益性公墓。

所有适应时代的转变都需要依据科学进行转变。推广公墓市场化同样如此，在推广市场化的过程中，需要以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理论基础。引导人民逐渐改变“入土为安”和“灵魂永存”等一系列在古代没有科学环境遗留下的陈年旧俗。同时，必须树立起用科学的符合当前时代需求的理念来主导殡葬行业的观念。但随着中华名族五千年的历史，这些陈年旧俗已经深入人心，想要推进公墓行业市场化一定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具体改变理论认识的方式，主要表现为:

1.公墓市场化发展初期。这一时期由于殡葬文化观念相对陈旧，提供公墓服务的单位多数规模较小，其基础设施滞后。面对殡葬行业市场化的主要工作就要集中在公墓业务拓展阶段，需要依靠市场的中介组织来作为运行主体。因为这一阶段多数人接受的还是以“土葬”为主的殡葬模式，殡葬活动多为原始状态，还无法完全适应殡葬行业的市场化要求。与此同时，能够为殡葬活动提供优质服务的企业还没有形成规模，相对的配套服务并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

根据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国家通过出让和划拨的方式出让土地。就城市而言，根据《殡葬管理条例》，公墓建设单位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需要提供有关土地的以下材料:《公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证》以及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开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证明材料》。就农村而言，根据《殡葬管理办法》对于农村而言，关于建设墓地并不需要缴纳相关费用，只是需要符合各地各级的审批程序及内容。

所谓用益物权的使用权能是指按照物的性能和用途，对其加以利用，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用益物权在法学的直接意义就是使用权，即以使用为目的而利用他人之物的物权。墓地使用权主要表现在生活性使用、公益性使用。主要体现在通过修建墓地、以及修筑墓碑、栽种坟树的方式，形成对死者的缅怀的固定场所，进而形成对墓地这一客体的利用和使用。

物权的内容就是物权的权能，也就是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但对于用益物权的权能，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观点一，如李开国、陈华彬、刘保玉等学者认为，用益物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能，也有一些学者如魏振赢认为用益物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还有一些学者如尹飞认为用益物权同时具备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能，但特殊情况只有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房绍坤在《用益物权基本问题探究》中认为，用益物权因种类的不同，其内容也会存在着差别。具体用益物权的权能只能依据该用益物权的特点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