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是帝王用来统治百姓的工具，是王朝赖以存在的基础。德才兼备的官员能够秉公执法、各尽其职、造福民众，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鉴于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员的素质，对德才兼备的官员大加褒奖与安抚。不仅其生前，朝廷会给予官员一系列待遇;而且其死后，朝廷也会给予去世官员及其家人一些待遇。朝廷通过对去世官员的优恤与褒扬来引导、激励在职官员为朝廷效力。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四川崖墓东起巫山、巫溪，西至汉源、昭觉，北抵广元，南至云南昭通、贵州遵义。分布的中心区域主要在崛江、沱江、嘉陵江、培江中下游和长江的沿岸地区，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又以崛江中下游和三台地区的数量最多。崖墓葬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此种葬式与西南地区另一些葬式如岩穴墓、石棺茎具有一定相似性，又经过汉晋时期的民族的大迁徙、融合，古文献记载较为少见，所以长期以来给相关问题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学界对于四川崖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代。

虽然丧葬仪礼是以逝者为对象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生者准备的。对参加整个仪式的人而言，意义重大。通过丧葬仪礼，活着的人可以感受到对死亡的恐惧从而更好地学习生死之间的意义。这样的生死观无疑也会影响到其民族性格的形成。在丧葬仪式中毕摩在为死者指路的同时也在教育生者要敬老，家族、邻人要互相尊敬、慈爱。

第一，彝族的丧葬文化能够强化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联络。彝族人长期以家庭为基本生活单位，一般家庭成员主要关注两大生活主题，一是人口的繁衍，以保证足够的劳动力;二是家庭的稳定性，在保证人口的前提下，形成一个世代不断、不分离、有势力的综合体，以满足个人生活及发展的各种需要。凉山彝族特别认同共同的血脉，同一先祖繁衍下来的人们根据血缘的亲疏组成家族共同体。有谚语云:“家族见穷要跑，见死却不会跑”，“家族听见哭声就来，姻亲闻到哭声就跑”。谁家遇到了红白喜事，作为家族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忙，不能不闻不问，通过丧事的处理，家族成员会分工各负其责，让整个丧葬仪式有条不紊。彝族举办丧葬仪式是一件隆重的事情，需要一个家族的人协力完成，因为这一重大场面而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商量事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互通有无，有益于形成一种家族团结互助的氛围，增进亲情，拉近感情，增强认同。

完全借室为墓即是后死者以早期墓室为墓埋葬，而这种完全借室为墓的形式，根据埋葬方式又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后葬者尸骨、葬具、随葬品和前面埋葬者、葬具、随葬品处于同一平面范围内，后葬可能破坏前葬;第二种是分层埋葬，即在空间上分层埋葬前后葬具、人骨和随葬品，后葬者不破坏早期墓室内人骨和随葬物品。

唐宋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有一种独有的埋葬习俗一一借室埋葬，即借室为墓，是古人利用早期的墓室进行第二次或多次埋葬，前后埋葬之人无亲缘关系。这种多人、多次、分层次、多时期葬死者于一室的情况在峡江地区己发掘的唐宋墓地中屡有发现。

第一，本区小型单室土坑、土洞墓和砖室墓使用和分布最为广泛，除此之外，单室石室墓亦较为常见，半洞穴式长方形岩坑墓较集中地出现在巴东孔包河墓地可能是某一聚落或民族使用的较为独特的墓葬建造方式;同家异穴或双室土坑墓较为少见。本区由于墓葬多分布于临江的山坡或山嘴位置，且土层较浅，易遭自然或人为等因素破坏，故许多墓的形制己无法测量判断，从己有的数据看，本区墓葬形制规模普遍较小，大多为庶人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正宗地位的儒家历来提倡孝道，把养生送死等量齐观，甚至重视送死的程度超过了养生，倡导“事死如生”(《中庸》)、“慎终追远”(《论语》)，要“始终一也”(《荀子·礼沦)。在儒家一贯讲究和倡导的五礼中，凶(葡礼是儒家最为重视的礼仪，研究和阐述也最为透彻。由于孝道观念在中国历代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不理解它，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当然包括丧葬文化。孝道观念进入丧葬文化，深深地影响到丧葬的心理、态度、行为规范和贯穿其中的丧葬禁忌。在中国，丧葬礼和祭礼是以“孝”为经线编织而成的死亡操作程序。

在广大农村，风水之说目前仍相当流行。对风水的信崇和敬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人们日常的选宅建房以至丧葬大事，都有风水在其中发生作用。人们选址建屋、破土上梁、择墓修坟时必须选择吉日良辰。

中国社会长期是一个宗法型社会，如何区分并定格社会等级、家族的长幼秩序是整个社会的核心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财富地位的继承和权力的分配。人间高度重视此事，阴间自然也被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极重要之事。这就要求子女晚辈要善事和尊崇死去的父母祖先，要“事死如事生”。这一宗法伦理观念是造成中国社会普遍的隆丧厚葬的主要社会原因。

在宋代民间的丧礼中，由兄弟护丧、料理丧礼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刘沪刚到水洛(今甘肃庄浪)后就着手收复水洛城，打通秦州和渭州之间的联络路线。他又致力于水洛城的筑防工作，还因此引发了朝中的党争，身陷图图。庆历七年(1047)水洛城都监刘沪去世，其弟刘渊准备将他的灵枢护送回家乡。水洛城百姓感念刘沪将军筑城安民、奋不顾身的恩德，便自发地“遮道号泣，请留葬水洛。”最终，刘渊选择将刘沪的灵枢运送回乡，妥善安葬。吕惠卿也曾在渴告中自述过自己为弟弟护丧的事实:“弟温卿居忧时，于秀州买田质贷于富人家，亦既偿矣。惠卿方护丧归葬泉州”。吕惠卿自述，在弟弟死后，不仅还清了弟弟生前所欠的债务，还把弟弟的灵枢运送回泉州安葬。同样，当“兄俩死官太原”后，李伉也“驰护丧归葬”，李伉从太原将兄长的灵枢护丧还家并妥善安葬。

除上述三种情况外，皇帝还会委任亡者的亲属前往护丧。 咸平四年(1001)右谏议大夫索湘去世，宋真宗“诏遣其子希颜护丧传置归乡里”。左武卫大将军王承衍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去世，宋真宗“诏遣其弟承撰驰往护丧”。大中祥符三年(1010)入契丹副使潘惟吉卒，宋真宗“令其弟图门抵候惟清驰往护丧，官给葬事”。天禧元年(1017)太子冼马周克明病卒，皇帝感念他在司天监工作期间十分勤劳谨慎，没出过差错。每次皇帝命他奏对，他都引经据典，详细地回答皇帝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没有丝毫隐瞒。皇帝便“遣内侍谕其婿直龙图阁冯元，令主丧事”，事后还给予他丰厚的物质赏赐。

除以上的常见现象外，宋代偶尔也会出现前朝不曾有过的特殊现象，即派遣内侍和朝中官员共同出任护丧使臣，为丧家主理丧葬事宜。

二次葬法对于迪庆地区而言绝非偶然，出现这一文化现象并且能留存至今是有其民族、宗教、地理等意义的。

有丧事的家庭必须从亡者去世当天起停止所有娱乐活动，包括唱歌、跳锅庄等;在为亡者服丧的三年内不许乔迁他处来防止亡者灵魂找不到回家的路;服丧期问不能穿颜色艳丽的衣服，妇女头上的头绳除外;在家中举行结婚一类的喜事也是不被允许的;在服丧期问每逢新年藏民们还要到附近的寺庙为亡者烧香祭拜。

出殡的当天所有亲属都要参加，还未等太阳出来的时候就要将尸体置于棺材内。一般棺材都是四方形木棺，能将亡者以蜷缩的婴儿状置于棺木内，亡者手叠加于胸前(男性左手上右手下女性右手上左手下的方式)直立于棺木内，还要在亡者颈部放置一个枕头让亡者在棺木内舒服些，等家属在院了里偎桑完毕后就由亡者的长了或直系血亲的男了背到家族的坟地，在已有的坑里先撒上青棵一类的谷物然后将亡者的棺木直立放置于墓坑内。

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在土地与建设经费短缺的前提下，各地政府所尝试进行的公益性公墓建设模式，均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如结合国家政策且从长远发展来看，这五种模式也存有不同程度的利弊。

目前，各地公益性公墓建设进度不一、质量参差不齐。相对来看，辽宁、江苏、浙江、陕西等省份的公益性公墓建设明显走在了前列。圈通过对河北、辽宁、黑龙江、陕西、江苏、湖北、贵州、云南等地的调研，笔者发现，各地在公益性公墓的建设方式上存在着诸多不同。不过，如若根据建设主体、资金来源、土地来源和运营主体诸因素，或可将当下的公益性公墓建设归纳为五种模式，即:政府独立建设模式、政府一农村合作建设模式、经营性公墓内划定公益性墓区模式、政府一社会资本共建模式以及社会资本建设模式。

(一)殡葬用地规划严重缺位，成为制约公益性公墓建设的一大核心问题。在绝大多数城市之中，殡葬用地并没有被纳入城乡总体建设规划。经营性公墓用地尚且如此，公益性公墓建设用地的获得更是难上加难。相对城市而言，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土地状况也不容乐观。农村土地多已承包到户，集体所有的荒山瘩地尽管存在地区性差异，但总体存量也不多。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村集体土地多数已对外出租或用于他项建设，没有给公墓建设预留土地。诸如此类，导致公益性公墓建设只能“见缝插针式”地进行，其难度可想而知。

《长乐县志·习俗》中有载:“家有亲丧，乡邻来吊，至夜不去”。在土家地区，也流传着“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人情”的俗语。在土家区域里，一旦有哪家老人去世，乡邻们都会自发的前去帮忙，比如准备丧饭，准备棺木，安排丧礼等等，不管平时关系亲疏都会一心一意的去替丧家考虑着想，因此在土家地区始终流传着“生不计死仇”及“人死众人哀，不请自就来”的说法这些都可以反映出土家人对孝家丧事的关注与重视，也表现出了土家族人坦然而洒脱的面对生死的态度，反映了土家族整个民族开朗豁达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