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权属性质多元分化 众所周知，我国《物权法》是对特定物使用和保护最全面的法律规范，但其对墓地的规范条文却少之又少。《物权法》在用益物权分类中将用益物权分为四大类:即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役权，此外，还将海洋资源使用权、取水权、探矿权、采矿权、生物资源捕捞权界定为特许用益物权。显然，墓地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物权法》对其规范是缺失的，虽然学界一直就墓地归为物权法体系展开探讨，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但并未引起立法者注意。
当前我国墓地使用权纠纷频现的本质原因是立法对其法律性质界定不明、权属不清。由于墓地使用权法律性质在学界乃至实务界存在争议且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墓地使用权主体在取得墓地使用权时对其法律性质缺乏正确认识，导致私人之间墓地产权纠纷，甚至是与政府墓地主管部门之间的权利纠纷。据此，墓地使用权的法律性质评析业已成为解决墓地使用权纠纷的关键。
所谓墓地，是指建造坟墓所依附的土地，主要包括坟墓直接占用的地块及坟墓周围与之紧密联系的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团。在我国早期，“坟”和“墓”分属于不同的殡葬形式，落地为平即为“坟”，即主要是将逝者尸体、遗骸等埋于土地之下，在地表之上不留土堆(坟头)，土地仍可进行耕种，不影响农业生产，“坟”是适用于农村的殡葬方式。与此相应的是“墓”，所谓“墓”，其由地下墓穴及地表墓碑等组成，属于现代建筑学意义上的构筑物，主要适合于城镇殡葬。随着社会及农耕经济的发展，传统殡葬方式集风水迷信、伦理道德、孝道文化于一体，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墓地形态。在农村，以注重逝者尊严为基础，增加了棺木等基本保护设施，并预留坟头作为墓地辨认标识;在城镇，一方面缩小了墓穴占地面积，另一方面在地面用水泥沙石等修建了可固化保存的墓碑等附属设施。在“坟”和“墓”区别进一步趋同际遇下，人们的观念发生转变，逐渐将“坟”和“墓”合并，统称为坟墓(即墓地)，由此形成现今学界所称的墓地并将其置于法制保护视域之下，赋予墓地使用权主体权利，即墓地使用权。
川黔一带宋墓是人们在生前就造好的，因此我们在许多墓中仍可见到“寿堂”的题刻。由于这一带宋时道教非常流行，人们信仰道教，追求长生不死，希望得以成仙，因此要极力想法活下去，这样在预造好的墓室后壁雕刻墓主真像以代生者承灾受厄，为生者保命延长就成了流行做法和重要手段。黔北宋墓中雕刻的墓主夫妇像，像不论大小，都仿墓主真像雕刻，几乎各墓都有，单室墓的一般雕刻在墓室后壁完内，有前后室的雕刻在后室后壁完内，完分内外层，外层雕刻仿墓主居室的房屋建筑，内层雕墓主像，有坐像也有立像，以坐像为主，如遵义杨架墓男女墓主人像雕刻在后室后壁完台内，端坐在龙头靠背椅上，杨架像高97厘米，头戴典型宋代官帽，身穿圆领官袍，腰系革带，双子扶于椅上，慈祥而不失威严;女主人像头被破坏，残高96厘米，身穿对枉宽袖长袍。完外壁两侧分别雕有仆侍2人抬物进献，男侍高101厘米，女待高96厘米。
黔北宋墓，几乎所有的墓葬都为夫妻合葬，一般构成是夫妻同坟而异室，男室居左女室居右，两室并列共用一坟丘。墓室建筑相连，墓室是分开的，中有隔墙，隔墙上有的建过道，如杨架墓两室过道建在男室北壁及女室南壁的后部，门下有门槛，两侧各有五级台阶可通两室。但大部分墓葬只在隔墙下凿一小孔道，此孔道“高不及眉，广不容人”，生者不能从此通过，显然不是供生人往来的，置此当有深意。
黔北宋墓，墓室多用巨大的条石和石板砌筑，石与石之间多用桦抑扣合，建筑石料不但内壁要凿刻平整，制成各种仿木构件，壁面上还要雕刻各种精美图案，耗时多，不能在墓主死亡后短时间内建造起来，要在生前预造，但宋人在生前预造墓室，主要原因还不是墓室建造的费工费时，而是当时人们的丧葬意识所致。
藏传佛教传入前，土葬是包括卫拉特人在内的蒙古人最为流行的丧葬方式。如多桑在《蒙古史》中说:‘若诸王死，则在一帐中置死者于座上，前置一桌，上陈肉一皿，马乳一杯。及葬，则并此帐与扎马一，驹一，备具鞍髻之牡马，连同贵重物品，置之墓中。秘其葬地，以人守之，不许人进。早期蒙古人认为人死亡是由此世度彼世，因此不论贫富都要尽力使死者穿戴好，要为死亡者去到彼世安排好生活，将死者所需的物品一同下葬。彭大雅在《黑靴事略》中说:‘其墓，无家，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蒙古人至今有俗话称:“人是从土里生，吃土而存，终被土吃。”这种土葬法，合乎游牧文化的特点，它所提倡的是自然的永生，遵循自然的生态规律，是游牧文化的精髓。
“忌荤”期(3至5天)满之后，还要请摩公唱过“开荤调”之后，才能吃荤。罗平县文化局、文联、民委编《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罗平县卷》中收录了罗平布依族的“开荤调”，就罗平布依族的开荤调来看，摩公唱“开荤调”实际就是一种攘解仪式—摩公成了活人与亡灵世界的使者，通过摩公告诉亡灵子女如何尽孝、虔诚守忌，用什么来解除禁忌(茶、香、芭蕉皮、鹿肉、螺丝肉、鸡鸭猪羊等)以及解禁后可以做什么(出行、戴首饰、吃荤菜)。罗平布依族的“开荤调”中还有“净身”、“做素勒”、“做孝帕”、“表敬意”等这样的话语。从攘解的虔敬看，今天的“忌荤”习俗，它的作用更多的是以饮食禁忌的方式来传递一种道德情感:告慰亡魂，表达对忘人的追思、怀念，表敬后辈的孝道以及让活着的后人继续生的历程—“忌荤”之后彻底划清了生与死的界限，“忌荤”是对亡人的铭记，“开荤”则是对活人世界生活的重新开启。通过这样的仪式与亡魂达成某种默契:生、老、病、死乃人生的必然规律，后辈己为你尽孝守忌了，你可以安心去了，毕竟后辈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中国殡葬改革最根本也最棘手的问题，是死者的骨灰如何处理，对此，记者就有关问题走访了我省的有关人士。我省知名作家、海天园公墓的创始人李宽定在他的有关文章里说，千万年的时间所形成的传统习俗与意识，不是一个命令和一夕之间就能改变得了的。对不合理不文明的传统习俗得疏导而非粗暴的禁止。何况，亲人死了，家人要求安葬这并不违纪乱法，而这样的要求又牵涉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牵涉面太广更需要谨慎对待。殡葬改革大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既能造福子孙后代又能广泛地被老百姓所接受的措施来处理死者的骨灰。当前，在提倡对骨灰深埋和抛撒尚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前提下，殡葬改革的焦点是怎样有效的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夺土地资源的尖锐矛盾，而如何营造陵园公墓，就成了解决死人与活人争夺土地资源这一尖锐矛盾的关键所在。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人们的世界观、生死观都发生的巨大的转变。大量战争墓园兴建，在墓园中将每个战士和将领一视同仁，歌颂、缅怀每一个逝去的生命—平等的生命。同时受到艺术界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形式简练的纪念式墓园孕育而生，并一直影响到现在。相对于前两种墓园规划形式而言，这种更加以公墓所有者的经济最大利益为标准，墓园对于墓穴的形状、尺寸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提倡形式统一、易于复制、管理的规划模式。尤其是竖向的传统式墓碑等硬质构筑物明显减少，而采用低矮的石碑、平地式的石板或铜牌。这个阶段的墓园规划的目的是追求统一，创造稳定的环境，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及人们的心理等多方面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