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滨湖区积极推广安息堂、可降解骨灰盒葬、树葬、花坛葬、草坪葬、壁葬等多种生态节地型葬式，节约了土地资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截至今年，全区已经建有规模大小不一的公益性骨灰堂(安息堂)3个，共有格位8974个，目前实际利用的格位数为1166个。绿色环保节地葬式也有起步。此外，树葬、壁葬、花坛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葬式也正在逐步尝试，其中草坪葬的销售较好。截至目前，全区共销售绿色生态葬8519例，其中采用可降解骨灰盒安葬62例，草坪葬7958例，花坛葬203，树葬189例，壁葬107例。
由于滨湖区农村地域较为广阔，加上有较大面积的山区林地，长期以来私埋乱葬问题比较突出。自2005年起，按照市政府文件《关于对惠山青龙山全面开展殡葬管理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殡葬整治。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艰苦工作，共平坟62650个，投入资金6905万元。为了巩固扩大来之不易的整治成果，防止殡葬乱象反复回潮，市政府办公室于2008年发出《关于加强惠山青龙山殡葬整治长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区政府随后相应出台了《关于加强山区林地殡葬整治长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滨湖区经营性公墓由区民政局直接管理的有青龙山、梅园、湖景、陈槽湾和乌鹤山等5家。近几年中，在公墓建设的规划、用地、墓地建设标准和公墓墓穴出售等方面，各公墓都能按照省、市、区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上海市政府于建设市立第一公墓之际，曾试图将公墓建设转移到政府主办的轨道中，下令限制私人团体呈请设立公墓。然而，市立公墓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且缺乏资金进行扩建。上海私立公墓则交通便利、环境幽雅、价格适中、管理完善，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如“久安公墓辟于浦东洋径区盛家行，由沪乘小轮渡浦前往，至春江码头起岸，约再行六里即达。该公墓共容三千穴，并建有门楼、礼堂、凉亭等，设计颇佳，不久即将竣工。日来定穴者非常踊跃，不少且已安葬矣。因此，政府的禁令形同虚设，上海私立公墓迅速发展，并且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市立公墓。可见，民间社会在上海公墓的建设中居于主体地位。
1928年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参照上海租界公墓制度，颁布《公墓条例》，在公墓的规划、管理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规定，通令全国遵照办理。据此，1929年，上海市政府下令筹建市立公墓，由土地局会同卫生局于全市东、南、西、北四方勘定高行、潜径、蒲淞、江湾四处墓址，共征用民地590亩，地价约143，000元。但是，上海市政府成立初期财政困难，无力全面开展公墓的建设，最终决定从江湾一处先行建设，以便市中心区域内坟墓有迁移之所，然后再推及潜径、蒲淞、高行三处，经费得以从容筹划而公墓设备布置亦得措置裕如。然而，即便是江湾一处公墓的建设也颇费周折，始终面临着资金的困窘。
近代上海处于中西文明交汇的前沿，是市民意识萌发较早的城市。正如有学者指出“清末民初，上海地区的民间组织是现代城市公共事业的主要提供者，它比上海地方政府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公墓关乎城市建设和民众生活，首先引起了民间社会的关注。1909年，浙江商人经润山在上海首创近代中国新式公墓—万国公墓，随后上海私人及团体相继创建了类型多元的公墓。
基于财产的视域，对墓地民法保护的研究，首先需要明确墓地上的法律关系。墓地所有权人与坟墓所有权人经常一致，为同一法律主体，但墓地和坟墓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物，其所有权人可以不一致。在墓地所有权人与坟墓所有权人不一致的情况下，逻辑上，坟墓所有权人对墓地应享有墓地使用权，该墓地使用权的性质可以是物权性的，也可是债权性的。在我国内地，土地的所有权或为国家所有或为集体所有。是故，从狭义上说，对于墓地的民法保护系指对于墓地使用权的保护，在广义上，应涵盖墓地及其上的坟墓，可称之为墓葬。鉴于坟墓和墓地两者的密切关系，本文从广义上研究墓地的民法保护。
在人格的视角下，检视墓地的权利，需探讨三个问题。其一，人格因素在墓地的肇始和发展进程中，有无历史作用，两者是否存在融合度的问题;其二，死者物质性人身遗骸的性质及其归属，涉及死者是否具有权利能力的问题;其三，探析具有人格情感因素的财产在民事客体中的地位及特征，并需论证墓地是否属于具有人格情感因素的财产。
殡葬服务制度可通过合理的殡葬服务制度设计，将殡葬服务基础设施和其他资源进行协调和组合，达到节约成本，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即有效率地使用资源的目的。具体而言，这一功能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整合公墓资源和园林资源，使得公墓既可以为安葬遗体提供空间，又能够作为旅游的场所;整合树木、花草等绿色资源和遗体或骨灰盒等安葬资源，积极引导绿色葬式的发展，这有益于节约土地资源;整合殡葬服务信息资源和网络资源，加强对网络祭祀和网上纪念馆等虚拟殡葬行为的宣传，这有助于节约殡葬服务费用。
有关祖坟的纠纷中，土地承包人与祖坟后代亲属之间的纠纷占相当大的一部分，究其主要原因是在于祖坟的所在地的稳定性与祖坟所在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变化性之间的矛盾。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其祖坟的所在地一般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未曾动过，而祖坟所在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人却历经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由此就形成了该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人与祖坟的所有权人不统一的状况。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说，一方面是祖坟后代亲属对其祖坟利益保护的最大化，一方面是土地使用权人最大程度的利用土地取得利益的最大化，二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其典型案例之一是2000年发生的衡阳县关市乡陈某病逝后埋葬之纠纷，陈某迁居县城后不久病逝，依当地风俗，外姓人不准葬于他姓人的祖坟山上，陈某家属欲在老家一处名为“烧酒坪”之地将其安葬，然此地既是陈某的责任山，又是盛氏家族的祖坟山。为此，双方发生激烈的冲突，盛氏族人认为对方违法埋葬，而陈某家属则认为在陈某的责任山上安葬陈某，并没有侵犯盛氏族人的权利。最后，盛氏族人坚决反对，陈某家属只能在离原来墓穴一公里远的地方另行择地安葬，事后陈某家属将盛氏族人告上法院，法院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姑且不论此案的判决结果正确与否，重要的是其代表了目前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因土地承包者与祖坟所有者不同而引起的纠纷和解决途径的困惑。
祖坟内埋葬的是逝去的先人，祖坟外站立的是其后代亲属，作为一个追怀先人的特殊存在，后代亲属对其祖坟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相关的权益。其基础在于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及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此一点深刻的反映出了东西方文化的迥异。对于信仰上帝的西方人来说，对于祖先的概念早已经非常淡然，因此，对于逝去之人的重视程度就相对淡弱。但中国恰恰相反，对先人的敬重是中国民众生活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世代相传的孝义的集中体现。“延续和发展中的祭祀先人的传统，成为了更具凝聚力的宗族整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