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和风水都秉承了古代的宇宙模式和思维方式认为大地是一个有机体，认同自然环境与人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人若尊重自然，得到丰厚的回馈，种看法中潜藏了人若藐视自然，行为违反自然规律，行为符合自然规律，就会就会得到严酷的惩罚。这“整个宇宙天地是有感情的物体”的观念。
道教非常关注外部自然环境，在中国诸多思想观念中，儒家思想重视的是政治等级秩序等人事，佛教视万事万物为虚空而重视来生，只有道家道教最关注自然和宇宙。道教一方面主张“顺其自然”、“自然之道不可违”，持宁静、恬淡、朴素之心态，致力于淡泊名利、体玄修道等行为，意图韬光养晦，求得生命在情感、行为、自然、人伦与文化的互动中的长存长立;另一方面却又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相信人类可以通过特定手段使生命延长转化，成为永久不死的神仙，从不放弃对各种拯救自己的方式的探索。
风水本意是对地理环境的考察，不带吉凶祸福色彩，对“气”的论述只是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的一种理解，未能提升到精神层面上去，《淮南子》将“气”理解为“血气”，道教突破了这种局限性对气进行了分类，认为气有鬼气、神气、仙气之分。鬼气是不祥之气，神气、仙气则是吉祥之气，这样一来“气”就与吉凶有了联系。风水继承了这些观点，对气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分类，“如生气、死气、旧气、旺气、衰气、败气等”’，风水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具有不同的气场，风水还吸收道教的鬼神观，认为风水的好坏是由神灵掌管的，“赞于五祀，格于五配，五配命之，五祀司之，此子孙祸福之所由也。”这样一来风水的好坏就与后人的吉凶联系在一起了。
在清代“户婚田土、民间细故”式的诉讼中，涉及墓地的诉讼表现出鲜明的复杂性，这是因为此类诉讼不仅与地权有关，还涉及风水这一隐性财产。风水财产虽为隐性财产，必须依托地权方能存在，但在尤重风水的徽州地区，唯有拥有了风水财产，土地地权才具有墓地价值。地权与风水无法完全分割、界定，致使两者纠葛不清，诉讼案件必然十分复杂，正如清人汪辉祖谈及田土勘丈时指出的，田土勘丈“大端有四:曰风水，曰水利，曰山场，曰田界··。一唯风水、山场有影射，有牵扯，诈伪百出”，而这种情形在徽州表现得十分突出。
祖先祭祀是人类最原始的信仰之一。它最早起源于人类的自然祟拜和图腾崇拜，从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观念中逐步演化出鬼神观念，并出现了对祖先的信仰，进而转化为祖先崇拜。李亦园先生认为:“祖先崇拜是我国宗教信仰形态最重要的特色，所谓祖先崇拜就是相信祖先的灵魂不灭，并且成为超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加以崇奉’心，也有学者指出祖先崇拜的出现也与地理和生活经验有关，例如王玉波先生就认为:“盛行祖先崇拜是和农业社会与聚族而居的聚落形态分部开的。古代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凭借祖先血汗浇铸，开垦的土地和传下来的经验，这必然导致对祖先的感恩和尊崇。”从这些观点来看，祖先崇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植物因具有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能够寄托生者对逝者的情感，成为情感交流的媒介。墓碑旁的植物景观通常根据逝者家属的意愿进行布置，隐喻生者的内心独白和逝者的人生态度。植物材料能带给冰凉的碑体生命气息，营造亲切祥和的氛围，从而抵消了人们的畏惧感，使参观者的心绪得以沉静，能够停下脚步来细细品味其中的内涵，慢慢解读每一位墓主的人生精华，感受灿若繁花的生命。下面结合实例分析墓碑旁植物景观意境的营造方式。
死亡是人类永不淡忘的话题，但如此的执著从来不是对于死亡本身，而是对于生的关注。正如法国心态史学泰斗米歇尔.沃维尔(Michel Voveue)所说，对死的投入不是对生命期望的延伸，而是对幸福期待的延伸。
艺术墓葬区的植物配置既要注重烘托碑体，又要兼顾整个园内景观的统一，切忌杂乱无章，园区内应有一到两种树种作为骨干树种，事先构成统一的植物景观。北京万佛华侨陵园中的名人园，以合欢为骨干树种，丛植、孤植在园内各视线聚集处，每座墓碑的植物配置各具特色，分别采用竖线条的塔柏和卵圆形的山碴、玉兰、元宝枫、碧桃、紫薇等，作为每座墓碑的主景树，这些植物同墓碑一起参差错落的分布于草坪中或园路两旁，与整个园区的环境相互统一。福寿园中的艺术墓掩映在一个个精细雅致的植物小群落中，构成园区内丰富的植物景观.
在我们的脑海中，那些对故乡挥之不去的记忆，通常是承载于那些我们曾从小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和家人一起散步的地方，那些城市中的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高大的、冷冰冰的建筑。街道、巷弄、广场、公园、河边甚至于家里的屋顶和门前的小院坝，这些我们生活的开放空间，共同组成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意象和感知。而墓园是这些开放空间中最独特的一个，是我们曾恐惧过、感伤过、也缅怀过的地方。伊塔洛·卡尔维诺曾说，“每一座城市旁边就有另外一座城市，如同劳多米亚一样，两座城市的居民有着相同的名字，这是是墓地、是死者的劳多米亚”墓园是一个城市的映射，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产生对过去和未来的疑惑，但是大多数人在去过墓地回来后，这些问题就引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