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凤山彝族何时实行土葬的记载很少,《大定府志》云,“今土目状貌衣饰一如汉人,且读书应举者亦多,惟妇人衣饰尚沿其俗云。”但与此同时又说火葬屡经禁止。据当地老人所述,该地实行土葬应是清末光绪年间。新中国成立以后,凤山彝族丧葬致经历了以下变化:首先是在文革结束前,很少有人家办,几乎不办,文革结束后办的人家越来越多,葬礼也愈加隆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简办。

纸扎是一种用纸糊的工艺品,起源于民间的祭祀活动。是为了给处在另一个世界人更好的生活条件。常见的纸扎主要就是柜子,预示着逝者能够在另一个世界有足够的生活用品继续生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纸扎的样式也变得丰富多彩,不只传统的柜子,还有电视、冰箱、轿车等一系列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东西。


2017年,是红白理事会正式成立的第二年,其运行机制己几近成熟,所以在丧葬活动中己经能娴熟地掌握全局。在张氏家族举办丧葬活动时,W村红白理事会瞬间投入到工作状态。逝者儿子张某在其父亲去世之时就立刻联系村里的红白理事会,理事会的主要成员协助张某为逝者穿孝衣,然后进行叫魂和擂倒头汤等仪式。

前述与前室合葬有称“谦顺之德”、“崔氏世德”、“崔氏之家范”者,表明与后室合葬的现象肯定有存在我们见到的事例之中,有的是前室无子而后室子承嫡。如郑潇(773-848,两娶张氏、赵氏,皆卒在先。金斋终于大中二年(848>,次年与继室合葬于洛阳县平阴乡北淘村。张氏生一女;赵氏生一女一男,男实承嫡。这样的事例还有刘密(762-831)和白敬宗(808-846 )。密前室高阳齐氏,生一女;后室博陵崔氏,生二男二女。崔氏长男可复承嫡。大和六年(832),密与崔氏合葬于襄州襄阳县东台乡南原。敬宗娶吴兴姚氏、陇西李氏。后者生二子一女,长子知让承嫡。乾符六年(879),知让奉敬宗与李氏丧合葬于先莹。


多娶状态下,如果要选择一妻合葬,究竟该与哪位夫人合葬呢?这在晋代就已存在争议。 缘于政治因素,贾充有左右夫人李氏和郭氏。三人卒后,二氏所生女皆欲使生母合葬。二女分别为齐献王妃、惠帝后,争执不体,“经年不决”。后郭氏女失势被废,李氏最终与贾充合葬在一起。从某种意义来说,贾充是与“元配”合葬的。对晋书》卷9 6(C列女·郑裹妻曹氏缈载郑裹先娶孙氏,早亡,痊于黎阳;另聘曹氏为继室。裹本人卒后,议者以孙EE`‘久丧难举,欲不合葬”。此“议者”有可能是曹氏的母家人或至少是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他们不想让孙氏合葬的原因,当是给曹氏预留。而曹氏却力排众议,认为‘孙氏元妃,理当从葬”、亲自主持合葬,最终以继室的谦让而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曹氏“孙氏元妃,理当从葬”的理论,似乎成为众多选择与元配合葬的理由。



在懦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下,先秦时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丧葬礼仪,之后,历朝历代的丧葬礼俗大多以传承为土,同时受到当朝经济、政治等情况的影响,有些许创新或变化。本节以朝代为轴,从丧葬观、葬前、葬中、葬后四个方面,着重展现秦至民国时期的丧葬的变迁。






有必要简要介绍国内外其他民族实行树葬的情况,以便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树葬曾是鄂伦春人常用的三种丧葬形式中的一种。其葬法如下:把死者用桦树皮裹扎好,借树权或树桩搭上横木,凌空把死者放在上面。后来也钉长方形木板棺材盛硷死者。安放时要头北脚南,同时请萨满(巫师)念咒语,亲友们再进行一些祭奠活动,葬礼就完了。鄂伦春人殡葬时一般要有殉葬物品。若死者是男性,放人他生前所用的箭、马鞍;死者是女性,便放熟皮子工具、针线等;有的地方还有杀马殉葬的习俗。日后发现从树上掉到地上,被认为其灵魂已找到归宿;反之,则认为死者生前的罪还没赎清,因而没能升天,还要请萨满祭祀祷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以提高。囿于制作馒头的复杂,相较于过去拿“一副盘”来襄助治丧的传统做法,人们在此时期更愿意直接采用较高礼金的上礼方式来对丧家的治丧活动予以帮扶。

乌江古称黔江,发源贵州省乌蒙山东麓,流经贵州省思南、印江、德江、沿河等县及重庆市酉阳、彭水、武隆、涪陵等县。该地区文化在其特有的地理化境的影响下受传统土家族文化影响的同时受多方面的影响较大。该地区地质结构大多属于高原喀斯特地貌一方面交通不便,另一方面民族众多,又属于军事要地,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屯兵,带来了不同地区的外来文化,如:安顺地区的“军戏”就是在传统的“摊戏”基础上演化形成的。地域内梵净山等佛教圣地的形成,也对该地区土家族文化的构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