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主权利的强弱与其权利证明方式息息相关，在清朝时，作为墓主墓地权利的证明主要包括三类方式:(1>通过国家机关的文件证明所有权。该类文件包括官府的墓地鱼鳞册，国家发给墓主的执照，墓主缴纳地税后获得的粮据;(2>通过私人记载所有权的书面凭证证明所有权。包括，大家族分家的分关、承继的继单，购买墓地的地契，家族宗谱上有关坟墓与墓地的记载;(3)没有国家或私人书面证明的情况下，通过最早占有墓地的事实或者常年祭扫坟墓的事实来证明权利。。)发展至现代社会，随着家族向家庭的分化，分单、继单以及家谱几乎消洱，墓主也不再与墓地“毗邻而居”，有的甚至“相隔万里”，对墓地的口常维护多交由公墓建造者进行，祭扫坟墓的频率以年为计算单位，难以通过“占有的事实”与“常年的祭扫”来证明权利。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目前我国尚无墓主墓地使用权的登记制度，主要的证明方式有二:以墓穴使用证证明与以墓碑刻录信息证明。
根据现行法规规定，公墓建造者超面积建设墓穴，将被处罚款并限期改正;主取得墓地必须凭借火化证明和死亡证明，严禁传销和“活人墓”的炒买炒卖，对炒买炒卖行为并未作出处罚规定。各省市也根据自身情况，对墓地的占用面积与 规格进行了规定，②但是实践中超面积的豪华墓地屡禁不止，墓地炒买炒卖现象不断，有的公墓建造者甚至允许一人持多张身份证进行“囤墓”。究其原因，尚未制定墓地占地面积全国普适标准，现行法规位阶较低，地方政府部门监管不到，缺乏对炒买炒卖墓地的严格处罚措施有一定影响。另外，现行立法均从行政管理角度规定对公墓建造者的处罚规则，墓主违法取得处罚规则缺位也是原因之一。没有责任的规制必然造成权利的膨胀，因此应在规定公墓建造者违法建墓、卖墓处罚规则基础上，双管齐下，确立墓主违法取得的处罚规则，具体包括三个方面:超面积取得的处罚、超数量取得的处罚，炒买炒卖行为的处罚。
由于墓地使用权具有公益性，只有政府进行管理才能防止过度的市场化，比如法国政府通过出台法律保障公民享有体面葬礼的权利，德国公民遗体的埋葬地必须为公共墓地或者经许可的墓地，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更是对遗体从太平间运往墓地的全过程进行管理。。)较之欧洲各国政府揽责的“市政模式”，我国将城市公墓交由市场调控的举措显然有失合理，因此，在确定新增墓地使用权划拨取得方式的同时，对既存的、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墓地使用权的公墓建造者，应遵循公平原则，构建相应政府管理制度。一方面，可以建立出让补贴制度，根据各地经济发展和墓地价格的不同确定补贴标准，尤其要侧重对以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等经营性用地取得墓地使用权的公墓建造者的补偿，最大限度的降低土地成本，减弱其逐利热度。另一方面，明确既存墓地使用权的续期规则，可以仿照住宅用地规定其到期后自动续期，不重新缴纳土地出让金，使得既存墓地使用权与新增墓地使用权土地成本达到实质上的一致。
“生态墓地将成未来城市墓地建设主流。我们规划建设的“梦回云南”，除了传统的殡葬功能之外，还要能成为城市的公共空间，除了供市民节假日郊游体闲外，更能沉淀当代文化，百年之后作为一份遗产留给子孙。”云南省贵州商会会长、云南新长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庆忠颇有远见地言道。
殡葬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各项工作齐头并进，才能全面有效地实施、落实火化政策，才能收到积极明显的效果。有些地区的骨灰二次入棺土葬现象屡禁不止。有些乡镇、村庄至今没有公益性的墓地或灵堂，骨灰乱埋乱葬， 堆坟头占用耕地比比皆是，不仅将良田占用，还造成道路沿线“尸骨遍野”的可怕现象。有的地方歌舞戏曲伴随着吹鼓手、丧架队依然大行其道，将丧葬变成了“演出”。这种火葬后的社会不良风气是农村落后愚昧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时代僵化狭隘的缩影。只重火化形式而忽视其他环节的管理方式，使火化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严重影响了整个殡改制度的正常运行，己经引起方方面面强烈的怨言。广大群众对火化的作用感到质疑，有人简单地认为，火葬改革就是火化遗体，有的甚至以为火化只为赚钱，白白为群众增添负担，从而产生抵触情绪，成为火葬变土葬回潮的潜在因素。
所谓“绿色土葬”，简而言之，即人死后先不经火化，在殡仪馆开个追悼会，将尸体用高强度易分解的纸棺装硷，送入“绿色陵园”，埋入一定深度。可根据死者遗瞩或亲属意见在上面种花植树，随后采取适当方式介绍其生平，但不留坟家。具体到大城市，则在现阶段仍实行火葬;对于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可选择不能耕种的荒山、岗地或贫瘩地，建立“绿色陵园”，严禁在可耕地或风景区修坟建墓。“绿色陵园”的大小应以自然村为单位，或根据规划进行设计修建。在绿色陵园”中不但可以植树种花，既净化了空气，美化了环境，维护了生态平衡，而且还可以起到追思故人、教育后人的伦理功能。种树栽花，绿化荒山，对于环境保护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这种新的凭吊方式，将是在“清明”或“寒食”节为树浇水、施肥的大好展示机会，不但摒弃了老的丧葬习俗中的“烧纸”祭奠及“入土”时焚烧纸马、纸房、花圈等旧习俗，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死观，告诉生者，人死后不下“地狱’夕，而是化做了常青的生命之树，视死犹生，使死者永远活在亲人的心里。
在一些公墓大城市则很少见到。一则大城市人多，二则大城市不再土葬而很早就实行火葬并进行公墓埋葬。马克思倡导无神论，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合二为一的，肉体没有了，灵魂也就不再存在了”，火葬有利于这种无神论的倡导，有利于在成长的新一代青少年中宣扬无神论。
G县位于Y省东北部，总面积1919平方公里，下辖6个镇、3个乡、1个民族乡，总人口44.12万，居住着汉、瑶、回等13个民族居民。G县是Y省“节地安葬”政策改革示范县，近年来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殡葬政策文件，加大殡葬服务投入，建立公共服务稳定发展长效机制等综合措施，从无到有实现了生态安葬率年均7%的增长，2018年，Y省G县全县生态安葬率达到3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改进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合法性是政治权威的先决条件，它为政府创造了其行使权力时期望其公民服从的权利。林格林认为，越关注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网络关系，就应该越关注合法性在其中的重要性，保障政策有效性的基础就是“维持其对合法性的信仰”
诚如上文所述，广西“节地安葬”政策出现效果“低效化”现象的关键就在于实践缺乏行之有效的工具抓手，其现行的政策工具模式未能在国家治理目标、地方管理水平与公民差异化诉求之间寻得适当的平衡而发挥应有的作用。“节地安葬”政策所通用的政策工具种类齐全，但政府的主导作用集中在推行火化之中，而对对节地效果起决定性作用的葬式变革缺少必要且足够的关注，导致现行政策工具运作成效不仅与实现节地目标有所偏离，且对构建“倡导节约使用殡葬土地为导向”社会新环境的作用远不及“普及火化”，甚至还出现“强迫火化”等强制公民顺从于政策要求的极端行为，政策工具选择上的不当使其在实现政策目标与营造社会适应过渡空间中均陷入了工具失灵的窘境，最后致使“节地安葬”政策表现出效果上的“低效化”，因此原因分析亚需对其政策工具选择进行重新的审视与评价。
殡葬的方式由自古以来的土葬改革到如今的火葬、树葬、海葬等生态殡葬方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198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殡葬改革、殡葬管理方面第一部国家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的殡葬改革工作由宣传倡议阶段向法律管理阶段的过渡，自此，我国的殡葬改革才逐渐进入“有法可依”的层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资源的锐减和环境的恶化，引发了殡葬业的一场以解决遗体处理与人类生存环境为核心内容的崭新的革命一一按录色殡葬，即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设施设备和先进管理理念，以促进殡葬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殡葬综合效益的协调统一为目标，以倡导殡葬标准化为手段，注重以人为本的生态和文化建设，推动人类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殡葬模式。“绿色殡葬”把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纳入殡葬改革之中，是中国殡葬改革的正确方向，这也决定了城市公墓要注重环境景观建设和生态修复，坚持走生态化和艺术化的道路。
现代城市景观已由建筑、街道的小视角扩大到山川河湖和人工构筑物相融合的层面，一个城市的主要面貌是由城市外围的景观开始并联系到市内环境艺术空间中的，城市公墓作为城市景观空间艺术构图的骨架之一，具有构成城市景观的背景、对景和焦点的作用。城市公墓丰富的绿地轮廓、层次及生命色彩，能有效地渲染城市景观。如城市公墓风景林绮丽多姿的季相色彩变化，大片的环境色彩效果、林冠线和层次变化，给人以韵律节奏的视觉美感。目前我国城市人口过密现象较为严重，城市绿地面积和人均绿地与绿量都较小，城市中旅游体闲景点较单一。建设生态公墓既能缅怀先人，又能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同时也增加了市民的休闲空间，促进了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