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葬法是指遗体火化后，通过草坪葬、树葬、花葬、山崖葬、壁葬、撒江、撒海和骨灰集中存放等不占地或少占土地处理骨灰的葬法。全面推行生态葬法要以无坟化、骨灰处理生态化为抓手，以“三沿五区”为重点，结合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土地资源，将遗体火化向全面推进骨灰处理生态化转变，进一步推动“绿色殡葬”，达到绿化环境、节约土地、移风易俗的目的。
夜祭指的是晚上祭奠，通过“点歌、点戏”的方式对死者祭奠，传统的乐队只会唱戏、吹琐呐等表演，现代的夜祭大概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乐队中有歌手并可以点歌，点歌的费用为每首歌一百至二百元，除了死者的儿子，其他人都可以点歌，点歌也可分为流行乐、传统戏曲以及歌手们自创的为死者而哭泣的歌曲，如“哭奶奶、哭姥娘(外祖母)”等，他人点歌也并不只是为了图面子、图热闹，也有起到帮助丧主的功能，原因是在火化之前请过来的乐队，俗称“乐丧”，要提前讲好价格，通常在两千到三千元左右，服务时间为火化前到下葬之后，约一天半的时间，乐队仅拿事先商量好的费用，在服务期内收到的例如亲戚朋友点歌的费用，都会交还给丧主，如果晚上夜祭亲戚朋友们点歌花了四千块，而雇整个乐队需要花两千元，丧主便会留下两千元。
作为一种过渡仪式，“生”始终是农村丧礼的重要基调，丧礼中诸多利生仪式与生命象征物无不揭示着人们对血脉传承与生命延续的期盼。比如，在Z村的丧葬礼俗中，为了有助于家庭得子添丁，人们在制作寿衣时通常会选用丝绸、棉布作为质料，禁忌使用缎子，因为“绸子”谐音“稠子”，有子孙繁衍之意，而“缎子”谐音”“断子”，不利于家庭生命的繁衍。
丧礼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人生礼仪，注重血脉传承与生命的延续是其终极关怀表现之一。“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医也”(《列子·汤问》)，家庭血缘传承为希望好好“过日子”的普通民众开辟了一条通往不朽的世俗伦理之路，通过父母与子女间的血脉代际传承使得个体的生命基因伴随着家族传承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身者，亲之遗体也。”在中国人的认知观念中，人是由父母的精血孕育而出，身体中活跃着父母祖先的血液基因，同时也承继着父母祖先的意志与家庭无限的希望。个人的身体不仅仅是自我生命的显现，更是父母祖先生命的延续，个体自然生命的消亡不可避免，但只要子孙不绝，血脉不断，自身乃至父母祖先的生命之火就永不停息。因此，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子孙绵延就是对自身生命最本真的终极关怀，也是实现生命不朽的根本途径，只要“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子孙的血脉在流动，就有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就是这生命之流中的一环，他就不再是孤独的，而是有家，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扩展，生命的意义在扩展，扩展成为整个宇宙。”
中国现代殡葬改革已有数十年之久，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面临重重挑战。吴飞指出，现代殡葬问题的实质是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如何安顿人的生死，如何构建中国现代生活方式四。而从文化角度来看，当前丧服及其礼俗的改革困境，其核心是文化结构上的不统一，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之间的错位。物质文化自近代文化觉醒之后便大力发展，至今已旧貌换新颜;制度文化在清末民初吸收西方丧葬制度范式，并在国家立法层面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殡葬改革及管理法规也逐步成熟;然而在心理层面，传统丧服及其礼俗背后所代表的传统生死观念、血缘宗族秩序、伦理孝道规范及通过丧葬仪式所完成的对亲友逝世伤痛的疏解和告慰，这些因素在数千年的丧葬实践中逐渐强化、根深蒂固，使得在物质文化丰富、制度文化日益健全的今天，心理文化深处仍然割舍不掉传统丧服及丧俗观念，并表现为现代殡葬改革理念贯彻不全面、执行落实不完整等不协调现象。
传统丧服变革的必然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从传统丧服及丧俗本身来看。其呈现出古代丧葬仪式和丧葬思想的基本特征，表现为重宗法血缘、重等级人伦的鲜明属性，同时也夹杂着民间信仰、宗教巫术等迷信色彩。民间所信奉的灵魂不死和祖先崇拜等观念，加重了整个丧葬仪式及与之相关行为的繁复性和隆重性，与现代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相违背。
众孝子在安葬这天早上要往腰上系麻绳，亲人离世使众孝子伤心难过之下茶饭不思，故而身形消瘦，需要以麻绳束腰。迎饭是出殡早上最先举行的仪式，要等死者的外甥女婿等到来才可进行。由死者外甥在村口摆上“十碗饭”，每个碗内装泥沙，上面以纸花装饰后，再插上石膏质地的道教神仙人物形象，但并不是所有村庄皆是如此，与Z村同属一个街道办的某些村庄则用可食用的正常饭菜作为十碗饭。迎饭之时，乐队开道，众孝子和女婿外甥等在一位礼仪先生的带领下按年龄和辈分依次排列，以男前女后的顺序前往村口，根据丧家在村庄所处位置，仪式在离家较远的村口进行。来到村口后，鸣炮奏乐，在礼仪先生的引导下，孝子三跪三拜，然后长跪不起，十碗饭逐一从众孝子手中传过，完成后三跪三起再返回丧家，十碗饭从屋外传至灵桌，仪式如上。
目前，我国各地的殡葬业，都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投资建设的，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家体制的改革，殡葬业这种明显带有“官商”性质的特殊行业再继续沿用旧体制实行国家政策和经济保护将阻碍我国21世纪殡葬朝阳事业的蓬勃发展。因此殡葬事业单位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虽然从目前的实际来看殡葬行业不宜完全步入市场化轨道，但殡葬市场前景较为广阔。一则，我国人口众多，每年约有800万左右的人死亡，现在又步入老龄社会，相应的消费和配套服务将是可观的。二则，殡葬形式多种多样，殡葬商品也将丰富多彩。殡葬市场是包含和适应各种丧葬形式的市场。纵观我国乃至世界各民族的丧葬形式，其区别之一在于对死者遗体处理方式及所占空间位置的不同，分别有土葬、火葬、水葬(海葬、河葬等)、天葬以及它们的变异形式，如“悬葬”、“洞穴葬”、“先火后土葬”、“复合葬”，等等。这些形式与当时当地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我国1997年实施的《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在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允许土葬。现在，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开始选择海葬这一新的形式。但是，不管何种丧葬形式，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离不开由殡葬市场来配置殡葬资源。
殡仪馆作为专门为丧主提供丧事服务的机构在中国出现仅有近百年的历史，而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殡仪馆也仅仅有70年的发展历程。直到全国解放前，全国也只有少数大城市建设殡仪馆，殡仪馆发展非常缓慢。
当今世界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死者提供丧事服务的事业极为发达。 (1)英国、德国 在英、德两国的殡仪馆一般都是由私人投资兴办经营的，它的任务是负责办理尸体安葬和火化前的丧事活动，包括将死者遗体从医院或家中运到殡仪馆，为死者整容、穿衣并装硷入棺，为死者悼念活动提供灵堂和各项服务，将死者遗体运送到公墓(或火化场)。英德两国的火葬场和公墓是设在一起的，是二个服务单位，火葬场就建在公墓之内。由于两国实行土葬或火葬由死者选择，当死者遗体运到公墓后，按约定实行土葬者，即人土安葬;实行火葬者即送火化间进行焚化。
1、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创建 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五种殡葬形式:土葬、火葬、水葬、天葬、悬葬，而最普遍的形式就是土葬。土葬又有厚、薄之分，厚葬是社会的主导倾向。有权有钱的阶层通常不遗余力采用厚葬，他们注重风水，注重排场，大面占用肥肤的土地作为坟墓。广大贫民阶层为生活所迫多选择薄葬，且一般都是任意开穴，致使滥葬现象严重。然而，土葬无论是厚葬还是薄葬，都会造成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矛盾。滥葬现象使得环境日益恶化，又造成死人与活人争夺生存空间。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公墓的进入，公墓中整齐的布局与优美的环境给国人们很深的触动。鉴于这些原因，且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终于在1928年10月公布了《公墓条例》，虽然条例的内容几乎是对西方国家公墓制度的照搬，但公墓的设立标志着近现代殡葬业的开端，我国公墓开始进入现代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一个长期封闭的农业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尤其是在清末时期，风云变幻，新旧交替。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瓦解，我国从封闭的农业大国走向了开放的工业社会。此时，西学东渐，新潮泛起，国人一时仰慕西风。西方生活观念的涌入，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近代社会形成了新旧、中西矛盾交织的特殊面貌。反映在建筑上，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类型，如工厂、车站、银行、学校、教堂等，另一方面新的建筑材料如钢筋、水泥等与之相适应的建筑设备和技术等的运用都是对传统中国建筑的冲击。而新的生活、生产方式使得人们意识观念、审美情趣产生了变化，新建筑成了中国建筑发展的重要主导方向。
佛教根本在于正觉和解脱，用在生死观上就在于“了生死”。从“了生”开始，最后实现“了死”。人之生不外就是满足人肉体和精神欲望之奋斗过程。佛教称前者为物执，后者为我执。这两者都使人陷入茫茫苦海，以至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故人生的本质就是苦，所以佛教的教义核心就在于解脱生死之绊，拯救众生脱离苦海，得到解脱，进入西方极乐净土。
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革。而事实上，观念上的变革对于行为上的变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提倡厚养。提倡厚养必须由下述三方面来保证:一是在传统的农耕文化由主导渐变为非主导之后，重建一种新型的良好的敬老社会风尚。因为只有在新型的敬老风尚影响下，人们才会自觉地孝敬老人，才能做到真正的厚养。二是政府和有关机构必须要有所作为，从根本上或从社会化角度，解决20世纪70一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家庭老人赡养问题。可以考虑建立资助基金、合作社、养老院等各种不同的机构形态，多渠道地帮助老人安度晚年，真正让老人老有所养。三是提倡子女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并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包括税收减免制度等和老年人赡养法，强制性地保证厚养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