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陵园具有环境公园化的特点，从陵区的整体环境来看，现代陵园大多选择景观相对具优势的郊区或离城区不远的山区。 即使在现代社会，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不允许我们把陵园的建设地点像西方社会那样将其建于市区范围内，这并不是西方文化有多么先进，我国文化多么落后的原因。而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基于这一文化基础以及群众习俗的考虑，当代陵园的建设地点宜符合以下几个原则:

生态设计理论对于以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交织的人文纪念园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生态设计的基本原理在人文纪念园的建设过程中同样需要遵循。生态设计理念是运用生态学原理与技术，促进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生态化，与建筑学、规划学、环境工程等众多学科紧密联系。生态设计重点在于保护自然环境品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维持生物的多样性，提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传统园林作为载体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自然观与人生观，是融合儒释道等哲学观念和国画、山水诗于一体的宝贵人文资源。弘扬传统园林景观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把园中感受作为意境传达于游人间，成为新时期民族文化继承传统的内核。

随着人类的进化，生死现象变成了生死问题，面对死亡人类从最为原始时期至今都在发表着不同的看法与评论。长期以来，中国人对“死”都讳莫如深，但生死观念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现实的人生过程。

旺楚格2003年编著的《成吉思汗陵》6是研究成吉思汗陵必读的作品，书中全面且详细的记述了成吉思汗陵的形成与变迁史，以及达尔启特的历史。作者对成吉思汗陵的历史文化与现状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成吉思汗祭祀全书》’中作者郭雨桥进行大量田野调查，与达尔雇特交流、大量收集民间传说、多次亲赴祭祀现场，并且大量查阅蒙文资料之后以图文并茂的文学形式，生动的记述了成吉思汗陵的故事。

丧葬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复合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同其它文化一样，一经产生，便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死亡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天子庶民圣贤愚顽，皆有一死，死的普遍性决定了丧葬文化作用的广泛性;另一方面，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丧礼作为诸礼中的大礼，受到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是最为死者操心的民族。”其中不无道理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由于受多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各民族的丧葬方式千差万别，但透过各种丧葬方式的表层现象，我们发现任何一种葬式，无不打上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烙印，探讨各种葬式的文化特征，无疑将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我国的丧葬文化，而不被丧葬方式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所迷惑

《礼记·曲礼下》云: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需要指出的是，周代的不同阶层在祭祀活动中，不仅所使用的祭品不同之外，其所使用的祭祀器具的数量和规格也是有严格的区分的。《周礼·春官·小宗伯》载:“小宗伯之职，……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周礼正义》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这就是说“小宗伯”是掌管不同阶层的有等级差别的祭祀器用。这种不同阶层祭祀器具的规格和数量有很大的不同。《礼记.礼器》云:

周代的祭祀过程中，根据祭祀者所处的阶层不同，所用的祭品也因人而异。《国语·楚语下》:“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就是说天子在举行盛宴时，使用的是牛、羊、猪三牲的大牢，祭祀时使用的是三倍于大牢的会;诸侯在宴飨宾客时，使用的是一牛，祭祀时才使用牛、羊、猪三牲的大牢;卿在宴飨宾客时使用的是羊、猪二牲的少牢，但使用一牛来祭祀;大夫宴飨宾客时使用一猪，但用羊、猪二牲来祭祀;士吃的是鱼，却以一猪来祭祀;庶人则是吃菜，以鱼来祭祀，无论那个阶层，平常所用的都不能超过祭祀所用之牲。《国语.楚语上》也说:“其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篷豆脯酿，则上下共之。”诸侯国的国君在祭祀时使用牛、羊、猪三牲，大夫在祭祀时使用羊、猪二牲，士在祭祀时仅使用猪一牲，庶人则以鱼来祭祀，祭祀时使用不同的祭品，就是各阶层身份等级的标志。

据现今发掘的磁县地区北朝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墓葬发现，这些墓葬一砖室墓和土洞墓为主，同时也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竖穴土坑墓，墓室朝向多为坐北朝南，和古代人的生活场景基本相似。磁县地区北朝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墓葬以中小型墓为主，但也不乏例如湾漳大墓等帝陵以及贵族墓葬，在这些墓葬中有单室墓，以及前后双室砖墓，墓葬中大多有墓道、雨道、封门以及墓室为主，中小型墓葬中个别无雨道和封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以其精美的壁画形式、丰富的壁画题材，是中国古代墓葬壁画的代表。现有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汉代墓葬壁画的基本形式，但在图像内容上，也有时代特征的代表，在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中出现了众多厘尾元素。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产生，玄学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清谈，清谈之时雅士必持厘尾，因此我们能够发现墓葬壁画受到特定时代文化氛围的影响。

墓葬壁画产生于中国古代，是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和传统壁画文化的重要载体，墓葬壁画一般见于墓葬中的墓道顶部及两侧、雨道顶部及两侧以及墓室的四周和顶部。墓葬中的壁画一般取材于墓主人的口常活动以及送葬时的情形，也有很多诸如神话世界、贤人雅士、忠孝仁义、口月星辰等体裁的发现，墓葬壁画一般寄托了古代人对于身后世界的未知和对于墓主人死后享乐的向往。

魏晋时期，颖川豪族、冀州豪族、南阳豪族地主集团对政局有重要影响。皇权一方面依赖于门阀世家大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强调皇权至上，君臣关系不可僧越。表现在丧葬礼制上，则是君臣附葬礼制与门阀世族聚族墓葬制的博弈。虽然西晋统治者由于惧怕自己的家墓遭盗掘，曾要求妻妾后终者不得合葬。但出于遏止门阀世家大族力量与巩固皇权的需要，皇帝要求重要大臣宫人死后附葬于皇帝陵域内。

西晋皇帝为巩固君臣等级关系，要求重要大臣宫人死后附葬于皇帝陵域内。古人丧葬视死事如生事，大臣死后远离祖籍家族墓地附葬帝陵时，皇帝会下赐墓田。《晋书》卷四十《贾充传》曰:

魏晋时期的赐葬钱之礼制，本为自天子达于庶人的助丧行为，但由于等级身份不同，皇戚、近臣、高级官吏去世，往往由天子、朝廷厚赐葬钱。例如，《后汉书》卷四十二《中山简王刘焉传》曰:中山简王刘焉死，朝廷厚赐葬钱，“永元二年亮。自中兴至和帝时，皇子始封亮者，皆膊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亮,膊钱千万，万匹。是时窦太后临朝，窦宪兄弟擅权，太后及宪等，东海出也，故睦于焉而重于礼，加膊钱一亿。

沁河流域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晋城两市，河南省西北部的济源、焦作两市。这里人文景观极有特性，孕育了“下川文化”、“舜耕文化”等文化群落;民间艺术绚丽多彩，成就了“潞绣”“上党堆锦”、“荫城铁器”、“面塑”等艺术精品;古迹名胜星罗棋布，崛起了“皇城相府”、“柳氏民居”、“天下都城煌”等旅游胜地。这里乡风民俗淳朴厚重，据明代《潞州志》记载:“潞州(古上党)山川高险，而人俗劲悍……民多俭质而力农，士尚气节而务学”。勤劳质朴的沁河人在长期的劳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丰富的音乐艺术形式。

第二章“吉美博物馆所藏石重床的几点思考”(第59-102页)。作者首先考察第4, 5, 6幅屏风核心人物的墓主身份，主要证据除了相关文字文献外，图像方面主要包括坐签蹄座(与虞弘、青州比较)、持三叉戟(与翟曹明墓门门扉、片治肯特壁画风神、史君石堂E1风神比较)、金鸡帐和公鸡(与翟曹明墓门门媚比较)。接着将第1, 2幅屏风与史君石堂EI, E2, E3构图堪同，认为第2幅屏风上部是“佑护死者亡灵安全通过钦瓦特桥，升人中界”(第”页)，下部是“地域之海及其毒虫害兽”(第78页);第1幅屏风下部的鞍马是“诞马”(第81页)或殡马(第88页)，承担将墓主灵魂载人中界的重任，作者特别提到“图像中将墓主略去”的细节(第70页)，无疑是精辟的。作者认为虞弘石堂外壁第1、2幅下栏和史君石堂N2下部基座所见“鱼尾翼马”是阿姆河神信仰的结果，与郭物将其比定为护送死者灵魂安全进人极乐冥界的卡拉神鱼川不同，可备一说。关于第8幅屏风，作者认为是对伊朗一雅利安关于宇宙起源创始神话的描绘，据笔者所知，这是学界首次对该图主题的明确解读。最后作者认为第2幅屏风下部地域之海的毒虫害兽与史君石堂E1, E2钦瓦特桥及安伽榻板正侧面同类图像含义相同，第2幅屏风下部双手分持束腰状物和鼓褪的神抵是琐罗亚斯德教阿帕姆·纳帕特与汉文化太一、雷公的结合体，发学界所未发。

第一章“论墓制与墓主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关系—以康业、安伽、史君虞弘诸墓为例”(第17-5 8页)。作者将人华粟特裔贵族墓葬所见丧葬形式的出现归因于其袄教信仰的虔诚与北朝的宗教政策两个方面，同时反驳了巫鸿关于北朝外来移民使用房型撑是其“华化”努力、由“圈外人”变成“圈内人”的观点。接着从石床屏风与石掉的名称、重床与石堂的摆放、重床与石堂图像的区别、乐伎题材突出等四个方面对石质葬具做了深人的专题讨论，几无剩义。

祭堂的设置包括供奉神像和牌位的神完、烧香的香坛、以及摆放香炉蜡竿和供品的供桌，跪拜的拜垫。因为经济限制形成的主要差别在于祭堂的规模和装饰，但是基本元素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