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主义对20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界影响至深，林耀华、杨惫春、许娘光、杨庆塑等作为杰出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的著作可以看出功能主义的深深痕迹，在丧葬仪式的研究上也不例外。
特纳正是基于盖内普的“阂限(liminaires)”思想而发展出了“闭限性”liminality)的观念，特纳认为围绕仪式展开的阂限前旧常状态)—闭限期 (仪式过程)—阂限后(日常状态)这一过渡过程，是一个结构—反结构一一结构的过程。经过这三个阶段仪式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重新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还因此获得了明确定义、“结构性”类型的权利和义务，通过仪式过程中不平等的暂时消除，来重新构造和强化社会地位差异结构。特纳不仅关注仪式的象征符号;强调仪式过程与其他相关事件或文化整体之间的互动性关联;而且还关注结构与反结构、系统与过程、理性与激情、诗性与科学的辩证关系。
阿诺德·凡·盖内普在《过渡礼仪》(全名是:《过渡礼仪:门与门坎、好客、收养、怀孕与分娩、诞生、童年、青春期、成人、接受神职、加冕、订婚与结婚、丧葬等礼仪系统之研究)))这一著作中将礼仪行为称为“过渡礼仪”(rites depassage)，从中再分析出三个阶段:分隔礼仪(rites de separation)、边缘礼仪(rites de marge)以及聚合礼仪(rites de agregation)。他认为，无论是个体在一生中还是群体在生存发展中，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时时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因此，盖内普进一步指出，分隔礼仪可称阂限前礼仪(preliminaries)、边缘礼仪可称闭限礼仪(liminaires)，而聚合礼仪可称闭限后礼仪(postliminaires)。盖内普在使用“边缘”时考虑到对应的“中心”或“主流”的概念，“边缘”暗示着个体与群体、少数与多数、分支与主流的分隔，进入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上的“被边缘化”状态，经过一定时期，再以礼仪方式聚合到大群体的主流中。
丧葬仪式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是由各种文化特质构成的文化丛。英国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尼斯劳·马凌诺夫斯基 ( Bronislaw Malinowski主张文化是一个整体，任何文化现象都应置于文化整体中去考察。并且他明确指出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生水准上”的人类事实，看这些事实在完整的文化体系内占什么位置;在这个体系内的各部分怎样地互相联系，而这体系又以何方式与周围的物质环境互相联系。同时，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e-Brown)认为文化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在一个特定共同体的生活中，文化的每一个因素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具有特定的功能。同时指出功能方法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些规律，然后根据这些被发现的规律，来解释任何文化的任何具体因素。
邱少明认为虽然当前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使政府可以在改革行动中主动出击，他指出政府应当引导和推进葬礼服务机构的绿色市场管理模式。通过多种形式宣传绿色葬礼理念。当前中国国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了，我们也应当要加强公民的绿色意识，使大众成为殡仪业绿色市场管理体系的最终受益人。
唐云红认为对于绿色殡葬改革，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殡葬方式，这与一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殡葬改革结合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对宣传环保、节能、绿色、生态的葬礼方式要大力推进。时机成熟时应将其纳入法律法规，并以严格的方式执行。
朱文伟(2013认为“从来看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来看，现代殡葬建设还不够，受过去传统封建迷信尤其是风水说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公众对现代殡葬建设产生了误解，绿色殡葬是中国葬礼结构转换的历史选择，也是必不可少的道路，绿色殡葬是在殡葬上融入和贯通现代文明元素，在葬礼仪式上通过与时代一起发展的思考和方法来看待问题。
由于中西方殡葬文化的不同，造成中西方殡葬制度有很大的差异。殡葬制度改革要根据人们的殡葬心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事迹情况，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但西方的殡葬制度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作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在殡葬服务场所网络化、殡葬教育发达、殡葬设备现代化、殡葬执业者专业化、殡葬管理法制化、殡葬服务市场化等方面的程度和水平都很高。日本对殡葬事务的管理相当严格，墓地等殡葬设施管理者的经营权利受到较大限制，法律将其定位为纯粹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英国殡葬文化深厚，其核心理念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坚持殡葬“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政府主管不可替代，市场服务不可动摇，通过建立殡葬法律体系来规范殡葬行为，殡葬设施融入了文化元素，做到了现代化与传统紧密相结合。
典型国家针对具有雇佣关系的社会保险参保者，遵循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将丧葬费用和遗属基本生活保障纳人社会保险的支付范围。在丧葬费用支付方面，德国针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通过以雇佣为基础的社会保险，辅以体现个人和家庭责任的丧葬商业保险、信托账户、生前预约殡葬服务合同等，有效弥补了逝者的殡葬服务费用;英国养老保险为逝者葬礼支付2000英磅的丧葬补贴犯日本和韩国通过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对逝者的殡葬服务花费进行资金支持。
第一，死亡风险的社会化要求将殡葬服务纳人社会保障体系加以建设。在死亡之后，人之殡葬需要通过资金、物质和设施等获得殡葬服务和开展殡葬活动。在小农经济时代，上述资金、物质和设施通常由家庭或家族来提供，这与当时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相符合。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社会分工细化，人们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风险之社会化特征日益显性化。这种情况发展至19世纪末，使人们面对的风险更多由社会原因造成，而社会风险的应对主要由社会保障机制来完成。同理，人们的死亡风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会因素(如污染性工业生产扩张与公共政策不力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化、医疗体制不健全引发的疾病治疗条件不佳、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一刀切”政策造成的次生灾害等)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风险，故此针对逝者的殡葬服务应纳人社会保障体系的范畴。
古今中外的人们均重视对逝者的殡葬。丧葬仪式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行为，在人类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其殡葬活动由教会具体实施，具有简丧薄葬的特点。这并不意味着对殡葬的不重视，其恰恰遵循的是基督教轻尘世和重后世、重视死者精神和强调救赎的生死观。
社会功能与社会结构共同作用于社会体系，拉德克里夫一布朗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都存在于整个社会结构之中。从布朗的理论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它将社会个体以一种社会网络的形式聚集到一起，我们在分析个体及个体所扮演的角色时，不能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割裂来看，若把社会个体与社会结构分开来理解，那么你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片面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社会是一个互动的整体，社会生活的延续在这里被看成是社会结构的运转，社会结构是一种内部完整的社会发展的产物，任何社会活动的功能，就是它对于适应和完整的贡献。通过对布朗社会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学习到，在研究任何社会习俗和相应的社会活动时，都不能脱离社会结构而单独存在，要把这种社会习俗与社会活动的探究放到社会结构这一大的框架下进行，然后确定它们在这一社会结构下所占的位置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因此，作者在分析哭丧活动与乡土社会结构时，有必要借助费孝通先生关于乡土社会结构的分析来探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任何种族和社会群体要维持正常秩序，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和文化手段来促使分散的个人形成一个有机的集体，并根据社会规范要求社会成员，才能实现社会结构的稳定、有序发展。首先，雇主与哭丧人的交易是为了满足某种需求，通过对哭丧活动的购买，雇主实际上更多的达到了一种情感的宣泄，我们所理解的“办丧事”中的“雇人哭丧”，每个家庭背后所面临的情况不同，因此他们请专业哭丧人的动机也不一样，通过这一行为方式，雇主得到了满足，同时，通过观看哭丧表演，参与者把自己置身于一场仪式的表演中，本身“哭”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宣泄，它起到了调和人的心理状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作用，不管是雇主还是参与到这场仪式活动中的其他人，都会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宣泄，从而，他从个体的情感宣泄角度出发，起到了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