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葬法,是灵魂崇拜的主要形式。在灵魂观念未出现,原始人初将死者尸体弃之野外,用树枝等物盖住的做法,是与大象、蚁类“埋葬”尸体方法同样的动物性行为。后随着人类的定居,人类生活环境逐渐稳定后,并随原始人心智的发达,产生了灵魂观念以后,逐渐由本能的动物性物质活动,变成了含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精神行为。例如,山顶洞人穿戴都用赤粉染过,尸体旁边撒红粉,红色对于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而是包含着某种象征性的观念含义,沉淀了社会内容。原始人类对对象官能感受的同时已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和理解,区别于工具制造和劳动过程,包含了原始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内的丧葬活动。人们按照种种想法处置尸体,以及根据灵魂在阴间生活的幻想和信仰安放尸体。不同的文化早就出迥然相异的葬法葬式,从而构成了不同的殡葬文化特色。


人类的殡葬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大约10一4万年前,考古学家发现了在尼安德特人的尸体周围,放着工具或装饰品作为陪葬,还在尸体周围撒上些红色的粉末,以象征人体的血液。此外,在法国的穆斯特累,人们发现尼人男青年的骨骸,也表明“他是被慎重地埋葬的,他被放成睡眠的姿势。头枕在右前臂上,头和臂安放在一些整齐地堆成枕头样子的隧石上。一个大型手斧放在他的头边,围绕着他的还有许多烧焦和劈碎了的牛骨头,好像是举行过一次葬礼的宴会。”这是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人类最早的殡葬行为。

除了村集体外,企业也可以成为农村公益性公墓的有效供给主体,而对于具体企业类型的选择,可以是当地的乡镇企业也可以是林业及与殡葬服务相关的企业,因为乡镇企业有良好的农村基础,对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能够因地制宜的进行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与管理;而林业及与殡葬服务相关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行业优势,对农村公益性公墓进行科学化的建设和管理。

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要严格根据当地人口及土地的实际分布情况,在既满足人们的殡葬需求,又保证节约土地的情况下,以村集体为单位,实行单个自然村寨单独建墓,或者多个自然村寨联合建墓的形式。村集体作为农村公益性公墓的供给主体有一个明显地优势就是可以免去征地的费用,因为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制,各个自然村寨可以把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岭或者当地村民的死亡节余土地集合起来用于村集体建墓。村集体对农村公益性公墓进行供给的过程中,公共财政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对城市来说,居民在过世后可以领取丧葬补助,而农村居民却没有,因此,为了切实统筹城乡发展,保障农村居民的“死有所葬”,政府公共财政也应该给予农村居民一定的丧葬补助,而这笔丧葬补助对保障村集体建墓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

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对促进农村殡葬改革、改善乡容乡貌、节约土地、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公益性公墓作为一种农村准公共产品,可以由非政府供给主体来提供,这些非政府供给主体可以是个人、村集体也可以是企业。对个人来说,主要是鼓励从本地走出去的成功人士以及当地热心公益的能人志士进行投资建设,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自然是好,但对这类人群的寻找通常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在保证农村公益性公墓的长期有序管理方面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那么,相对而言,村集体和企业更适合成为农村公益性公墓的供给主体。因为对村集体来说,它与村民的自身利益融为一体,能更好地带动当地村民进行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与管理;而对企业来说,其经济实力相对要强,并且持续性更好,更有利于农村公益性公墓的规范化建设与管理。





殡葬建筑里举行的各种殡葬仪式所包含的传统的民俗风情文化和民俗风情文化活动,反映了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共同的拜祭方式、吊唁方式。人们通过此种行为方式表达人类对亲人深深的牵挂和思念,因为有了情感的注入,才使得这种祭祀氛围生动且打动人心,形成了当地人针对殡葬仪式的集体记忆。殡葬民俗文化和殡葬民俗活动的存在能够促进人们回忆过去,想起在时间轴上、在建筑空间内发生的具体事件,才能促进人们从过去的历史事件走向未来。在新建的殡葬建筑中由于建筑内部环境的场所体验较差,各功能只是简单串联,未设置节点景观,整个殡葬建筑的纪念性氛围被淡化。殡葬建筑作为承办纪念性活动的地点,内部的空间文化生态氛围的营造是建设的重点,但是人们在努力创造未来的同时,在推展殡葬改革的同时却忽略了对传统殡葬民俗的保留,导致人类对传统殡葬文化记忆的流逝。


前文中我们指出了墓地存在的各种问题:权利主体不明、变动规则单一、使用期限不合理等。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就在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不能对墓地使用权进行确认,因此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刻不容缓。笔者建议主要以下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

我国殡葬改革进程遭遇瓶颈,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就是法律制度的缺位。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墓地使用权的确立提供法律支撑,是科学、有效的解决方式,也是殡葬改革取得实际成效所依赖的路径。从立法的选择上来讲,墓地立法模式有两种路径:第一,单行法路径;第二,整合修订现有法律、法规路径。

可行性之一:规范资源上的可行性。即现有物权制度中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则可为统领、特别上的特别用益物权规则可为借鉴。从现有的规则资源来看,不仅有《物权法》中规定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则进行统领,同时有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其他特许用益物权的制度作为参考。在我国物权法体系中,仅有四种用益物权被物权法予以明确的认可和规定各自具体的内容。但法律都是有滞后性的,所以我国现行的《物权法》对物权种类的规定并不全面,不能把随着社会变化和时代变迁而新出现的权利全部包括进去。法律承认、确认一些新生的物权是为了顺应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将一些新的物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也是为了更好的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物权体系,使得当事人的切身权益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当然除了以上四项最基本的用益物权之外,还有海域使用权、采矿权等其他的用益物权被物权法简单的提及。因此结合域外的法律模式,参考我国现有的规则,完全有可能设立科学、可行的墓地使用权模式。

就殡葬活动对民众所造成的经济负担而言,高昂的墓穴价格是其中的最重要的形成因素。针对这一情况,民政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减轻群众负担,为重点救助对象提供减免费用的基本殡葬服务,地方政府更是努力扩大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强化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试图通过特定的行政程序,将墓穴产品以低价、甚至免费的方式向社会困难群体提供。其中主要政策措施代表有上海地区推出的“二万五工程”。从2009年3月起,上海通过实施“二万五工程”,向特定的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墓穴,为众多困难人员和家庭解除“后顾之忧”。

人类的殡葬活动无疑有很多消极因素,该方面有表现在物质层面的消耗(土葬、火葬均是如此),也会出现一定精神层面的人对人的摧残(如传统中国对‘忠、孝’形式的追求所造成的对人性的压抑),该方面必须承认。但就总体而言,人类的殡葬活动具有更多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人类殡葬行为的实质是人类对待死亡事件的程序化过程。由于与人类的死亡直接相关,因此,殡葬历来就具有了灭寂的属性特征。就心理层面而言,这样的一个特征首先具有普遍性,即凡与殡葬有关的人、事、物都具有灭寂的特性;其次,是特殊而迅捷的传染性,即在与殡葬有关的人、事、物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后,接触者将感染到灭寂的特性。因为任何形式的灭寂都是人类民众所极力避免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丧家在举行殡葬活动中对操办、主持殡葬活动的工作人员、宗教人士抱有极大的尊敬,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却极力与之保持距离,并尽量不与之接触的原因所在。在《叫魂》一文中,人们对待提供亡者超度服务的寺庙僧侣即采取了类似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