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过去中国殡葬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学历层次普遍偏低，很多人仍然对这一行业充满偏见，不愿意从事殡葬行业，即使勉强进入了殡葬行业，也不愿意钻研殡葬业务，殡葬教育与培训很不发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建立起严格的公墓从业人员严格的准入资格审查制度，造成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例如许多公墓经营企业缺乏完善的人员管理体系，导致员工服务水平无法提升，服务态度没有改善，导致了殡葬行业整体社会评价不高。

探索将部分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三同”纳入经营性公墓用地审批范畴的路径。考虑到城市建设用地资源的紧缺，以及国家的殡葬改革政策提倡“节地墓葬”，并不鼓励民众都以传统葬形式安葬骨灰，因此建议城市规划部门增加经营性公墓用地规划面积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而将部分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三同”纳入经营性公墓用地审批范畴的路径却是可行的。

中国的殡葬服务被认为是准公共产品。因此，政府对殡葬事务的管理往往被要求要凸显公益性，不仅要体现在基本殡葬服务的范围选择和规模控制上，还要体现在对选择性服务的监管上，更要体现在对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的运营调控中。因此，长期以来，国家仍然希望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殡葬事业的发展，保障其公益性质。

对于墓园的开发，开发者更多的是利用现有土地尽可能的为了开辟多数量的墓穴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现今墓园使用最多的传统碑式葬穴，其墓碑主要以大理石花岗岩等板块制成的，陡峭的山体被开辟成台阶式的硬质铺装，原有山体边坡及植被的破坏，无疑是给山体裹上了一层严实而坚硬的“恺甲”，造成青山石化，而这些建筑材料是永远无法降解的，这对于山体及周边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

在国外，墓园一词源自希腊文的”Koinieterion "，即:集体宿舍或者专门睡觉的空间。关于叙事性在纪念性景观中的表达己很常见了，众多的国外建筑及景观设计师也常将叙事应用在其设计作品中。1998年马修·波提格(MatthewPotteiger)与杰米·普林顿(Jamie Purinton)所著的《Landscape Narratives:DesignPractices for Telling Stories》一书是近些年来西方景观叙事研究中最为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书中提到墓园可以围绕讲述家族生命的延续和中断的家谱中来组构，从景观认知与文化价值的角度对景观叙事的内涵给予了全方位的阐释和解读，他们认为，“每个故事都是一种叙事，但每个叙事不只是一个故事”运用叙事的方式有助于我们快速的认识，充分的理解和记忆。在国外墓园景观的案例中，常用叙事的方式将空间的体验和时间的维度翻译成事件的话语，呈现了大量丰富的纪念性园林和建筑的实践作品。

西方国家对于墓园的研究较为悠久，并且己经有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国外墓园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千年的古埃及，当时的墓园被古埃及人称之为“灵园”。古埃及人认为肉体消亡后其灵魂和意识能转移到另一空间并继续生存。当时的一些统治者们去世后除了建造遗体安葬之处外，还按照其生前的住宅和住宅周边环境面貌在他们的墓地周边建造相似的活动空间环境，这种初期的墓园规模较小，但早期西方墓园的雏形却已形成，并为此后西方的墓园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墓园建造资料。

当下南京在丧礼操办中，在每个程序具体实施的时候中介都会指导丧户如何做，诸如要选购哪些丧葬用品才能让逝者满意的离去，指导仪式操办，带领丧户办理殡仪馆手续和销户口等程序，直到下葬结束。不难发现，中介不仅仅是丧葬用品的售卖者，也是丧葬服务的提供者，在当下城市的丧礼操办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中介在当下南京丧礼的操办中如何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呢?

安乡是一个财政相对较为困难的县，但是安乡县近一年来先后三次投资1427.5万元用于殡葬事业，打造出了一个集悼念、餐饮、火化、安葬于一体的多功能殡葬产业群，惠及全县人民，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基础。

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丧葬习俗变迁起到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葬法的转变上。根据地理位置与信仰，我国不同区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葬法和葬式。平原地区生活的汉族以及匈奴等游牧民族将同伴的遗体埋入土中，最开始是为了防止野兽的侵害和环境的污染，在发展出灵魂信仰后将新生或重生的愿望寄托在土葬的行为中，土葬与信仰相结合衍生出新的含义，早期直接埋葬，后期开始兴起木棺的方式，也有石棺、翁棺等葬具。

国家殡葬政策对丧葬仪式起到规范和指导的作用，是引发丧葬仪式变迁的直接原因。在建国前，胜村的丧葬仪式为在家中设灵棚并停灵三天或以上，埋葬方式以土葬的形式为主，只有在因传染病等特殊原因死亡时会采取火葬的形式。建国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破除封建迷信的号召下，胜村取消了丧葬仪式中吹奏哀乐、流水席、送行等内容，在人去世后在家中停三天并烧一些纸纪念，此时埋葬遗体的方式仍为土葬。

丧葬仪式中存在对物品和服务的两种需求，过去物品主要包括自己制作、向村民借和购买三种形式，服务则由村内帮忙的人提供，现在主要通过购买的形式满足需求，物品的购买包括寿衣、棺材、供品、纸扎等，服务的购买包括鼓乐队的表演与厨师一条龙的席面。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的发展带来消费品种类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同时创造新的需求。鲍德里亚在符号学的基础上将物的概念引申为符号，认为作为“符号”的物品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具有表达意义的作用，被消费的是物的差异性，物品变为系统中的符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消费关系。

葬式葬法是殡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指处理亡者遗体的方式。我国幅员辽阔，各地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地理条件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葬俗，包括土葬、火葬、风葬、水葬等。我国土葬习俗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己有将亡人埋进土中的现象，对亲人的关爱是将遗体埋葬的原因之一，此外原始人的鬼魂观念认为在人死后埋葬形体才能让灵魂脱离形体升入天堂，《礼运》中记载“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如果亡者不能入土，他的灵魂将游荡在世间，对生者产生威肋、，因此土葬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亡者的恐惧。

下葬:到达墓地后，大家再次拿铁锹铲一铲打墓时挖好的坑，用吊车将棺材放入坑中，棺材外放随葬品，包括文房四宝、四神、水缸、油缸、米缸、鱼缸、金童玉女、冰箱、彩电、洗衣机、金条、元宝和亡者的属相摆件等。四神放在棺材的四个方位，起到镇宅的作用。乐队用琐呐吹奏哀乐，亲朋好友们共同填土将棺材埋葬，填土时就不能哭了。

放席:第二天放两次席，中午和晚间各一次。通常厨师一条龙会安排做18个菜，如果只有一个老人去世，就做17个菜，菜色主要有炖鸡、烧鱼、肘子、炒菜和汤等，荤素种类齐全。厨师一条龙负责做菜，并提供桌子、凳子和碗筷等用品。中午主要是来吊唁的村内居民和亲朋好友前来坐席，如果亲戚朋友较多，就分两、三拨吃饭。白事吃席为流水席，人坐齐就可以开始吃，一桌人吃完后再换下一桌人。主事人和丧家提前与厨师一条龙商定好三天共需要的席面的数量，根据前来参加的人数一般为12桌以上。第二天晚间吃饭的主要是自家人和乐队的人。

灵前祭拜:首先准备好香和酒，主事人安排家属和亲友在灵前跪好。通常由乐队的人承担主持人的角色，先讲悼词，让亡者的儿子和儿媳妇到灵前祭拜亡者，一人手里分三灶香，点香三灶，一降香愿老人家早升三界，二愿老人家一路得安，三愿老人家恩泽后人保家人平安，将香插入香炉。然后分别倒三盅酒，举过头顶，第一盅酒是敬天敬地，第二盅酒是敬自己的祖先，第三杯酒是敬老人家享用。

1、墓位选址 中国古人认为阴阳两极对立，“阳宅”与“阴宅”分属不同的区位和方向，居住区和墓葬区是完全分离的。东晋郭璞《葬经》沈，曰:“葬山之法，势为难，形次之，方又次之。”认为地形与山势一致为上乘之地。因此中国墓葬选址首选为山地。在门992年<公墓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提出:“建立公墓应当选用荒山脊地”，公墓规划与山地相结合不仅符合传统观念，同时有利于打造层次丰富的山地公墓景观。与荒山生态保育相结合符合节地效应，符合中国传统以山为家的殡葬习俗 西方的公墓设计并不存在风水学说。在西方神学阶段，公墓分布在教堂的四周，而教堂往往居于城市之中。工业革命之后，教堂已经无法承担日益增多的遗体，公墓被迫迁往城市郊外，城市郊野自然风景优美，使得西方公墓在乡村花园式墓园阶段就具备了园林化倾向。

1、近现代公墓初始阶段 中国近现代公墓起源于19世纪末清政府被迫开埠五口通商口岸，英国商人在上海建立公墓用来安葬外侨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公墓条例》，标志着近现代公墓建设的开端，这一时期代表公墓有始建于1930年的北京福田公墓。1936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公墓暂行条例》，是一部较为完善的法令，但受侵华战争和内战的影响，公墓的建设基本处于停滞。这一阶段的公墓更多以功能性为主，还不具备绿化生态意识。

1、教堂墓地阶段 西方的殡葬又化受到宗教、哲学及生死观的影响，宗教和哲学构成了生死观的基础。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在西方世界确立了统治地位，宗教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生命的终极关怀。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死亡成为连接人间与天堂的入口，普通民众面对墓园时显得平静，能够坦然地接受死亡又化。埋葬死者通常选择安葬在教堂的附近，以获得神的庇护。以教堂为中心，越有权势地位的人安葬离教堂越近，平民的墓位于墓地的外围，墓地的布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工业革命之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承担殡葬服务的教堂显然已经无法处理日益增多的遗体，直接导致城市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必然要求重新定位城市与公墓之间的关系。以教堂为中心的墓地格局开始瓦解，墓地被迫从城市迁移至偏远的郊外。显而易见，在神学阶段，墓地围绕着教堂，生态景观并不在它考虑的范畴之内。

烈士公墓的埋葬对象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领和士兵。国民政府内迁后，日本的战略重心逐渐转移至以重庆、四川为主的大后方一带，这导致重庆承受的军事压力十分之大。烈士公墓的选址管理和管理也较为特殊，一般会受到军医院的影响。这是因为将领和士兵受伤后一般由军医院负责管理，如果遭遇死亡也由军医院负责尸体掩埋处理，所以这类公墓优先考虑设于军医院附近。在伤兵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下，政府面临如何处理其埋葬的问题，据档案显示，1938-1948年间重庆地区烈士公墓的数量有限。1939年10月，第十四陆军医院提出希望在医院附近地带(陈家馆、董家溪)指定旷地埋葬伤兵。但财政局认为江北香国寺一带没有充足空地可以埋葬伤兵，只有江北县属第一区龙溪乡蚂蝗裸忠孝堂义地距离董家溪近，且有余地可供埋葬。1940年1月，确定在江北香国寺医院附近建立抗战死亡将士公墓。

重庆市市民公墓的创建主体为市政府及其他基层组织，由社会局、工务局、土地局、财政局、警察局分管各项事务。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重庆市共举办四次公墓会议，讨论市民公墓建设的相关事项。根据第一次筹设市民公墓会议，整个建设工作分五期进行:勘定墓地、土地征收、工程设计及施工、营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