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国时期法老地位尊崇，皇室墓葬中使用的棺撑工艺非常精湛。第十八王朝的国王们开凿了帝王谷的石窟墓。墓室中通常包括三个装饰丰富的隔间，皇室成员们的棺撑就放置在最里层的隔间内。这一时期矩形棺虽然仍在使用，但出现了一种新的木制人形棺，逐渐代替了矩形棺和人形利塞棺。人形棺是按照木乃伊的形状制成的，棺体常描有竖体的白色铭文。

名人纪念堂、纪念陵园(包括大屠杀、殉难和烈士陵园)都属于纪念性殡葬建筑，它们纪念性强、主题突出。这类殡葬建筑的丧葬已不是主要功能，而其见证史实，昭示后人，引发人理性的思考的社会教化功能则显得更为重要。所谓社会教化，即是指“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构及其执行者实施社会化的过程”。国家通过使个体经过一定方式的社会学习，使其接受社会教化，将社会目标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方式等转化为其自身稳定的人格特质和行为。每个国家和社会都通过一定的社会教化，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生死观，通过建立符合社会价值的丧葬文化来引导民众的丧葬行为。

安置死者是人类的一种社会行为，一种文化，由于它和人们的生存及其生存文化相联系，也就是说，安置死者会影响到生者(生者的生活状态、生活信念等)，因而便产生了各时各代各民族对殡葬文化的需要。殡葬为联系着个人与家族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古代，公共墓地则是原始人对于氏族成员之间血缘认同的表现:生在一起，死葬一起。此时，氏族墓地是作为整个社会的公共墓地而存在的。在宗法制的古代中国，祖坟起到了维系代际联系和教化人心的作用。祖坟是本家族的源头、最高偶像物，乃至是兴旺发达的寄托所在，因而，人们将自己死后能体面的进入祖坟视为一个完满的人生，并通过对祖坟四时祭祀维系整个家族。

虽然现代社会对待死亡正变得更加依靠理性的、技术的基础，甚至将有些殡葬建筑作为一种“设施”，变成了实用主义的产物。然而，当人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却暴露了最原始的迷信。哀悼、挽诗、仪式、埋葬、纪念碑一一这些与理性的思想毫不相干。这正是由于人们无力面对生命规律的特定阶段一一死亡的表现。

1、生态墓园研究的推进 周鸿于1997年主持了“城市园林公墓的生态建设研究”，分析中国目前的坟墓形态，认为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是草地型墓地与树型墓地。2000年，詹四勋和王殿明对我国殡葬方法的优劣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土埋、深埋、不留墓”的方式。斯震于2009年就陵园景观的现代内涵、园林化发展现状进行了论述，认为墓园的建设应体现出功能从单一到复合、人又意象到人又景观、墓园融入城市绿地系统等特点。

虽然中国的丧葬又化已有千年的历史，但是关于生态墓园的研究相对国外来说还是比较晚的。国外在墓园规划设计研究过程中，因许多公墓被设计为园区而成为举世闻名的游览胜地。例如，美国于1831年建造了首个“花园公墓”—奥本山公墓，这是美国最早的墓园公园，也是世界墓园的精品典范。整个墓园以生态可持续为设计理念，墓碑、陵墓、雕像、瓷板都散落在花草树木之间，这些都是墓室的经典符号。美国内政部在建园之初就提出了“为死者安葬，为活人提供休闲空间”的构想。

传统的墓园缺乏详细的整体规划和管理体系，特别是在乡村山寨中随处建墓、建坟现象比较严重，存在着墓园与农用地、墓园与村居、墓园与风景区夹杂在一起，用地碎片化等问题。在我国东部沿海一处著名5A级自然风景内，甚至出现多达6.5万座坟墓散布于山林地带之中，这不仅对游客造成极大的困扰，而且从侧面反映了城市殡葬土地资源的供求矛盾，极大地影响着景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1、对城市总体景观格局打造的影响方面 爱丁堡城市墓园在城市用地性质中的定位与西安完全不同。爱丁堡的城市墓园通常被用作城市绿地，而在西安则作为特殊用地，其布局未包括在总体城市规划中，致使墓园的布局阻碍了城市总体景观格局的打造与发展。而爱丁堡的墓园与城市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这对城市的景观总体格局的打造十分有利。此外，爱丁堡墓园的布局，是根据市民需求以及服务半径进行选址的，因而即使在市中心也有布局，并结合市中心景观节点进行打造。而西安城市墓园的选址，则是在城市郊区，作为邻避设施集中建设的，距离市中心路程较远。

生态美学是一门尚处于形成中的新兴学科，是美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符合生态美学的设计是指能够满足自然生态的内部平衡秩序、能够保障自然生态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环境高度和谐统一的设计，它主张调动唤醒、充分利用大自然系统内部的内在能动性来实现生态及自然的修复。

公认的现代园林景观的奠基者以及推动者是美国的景观设计大师奥姆斯特德，他引导带动现代园林景观在继承优秀传统园林景观设计理念与方法，摒弃革除一些陈旧与社会发展现状不符的观念的同时，针对新的发展趋势，有了新的拓展，向着适应时代潮流的方向发展。

在欧美，墓地与园林有同义性。墓地园林化后，墓地可成为园林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墓志铭艺术的荟萃地，成为先哲精神财富的展示地。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一对老夫妻牵手于墓地之中散步，特别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可是在中国老人是极其讳忌去墓地的，在欧洲确是如此的和谐。也有年轻的母亲但这刚会爬的还在在墓园的草地上玩耍，牙牙学语的孩子对墓园的认识可能就是一大片公园。当我看到孩子用胖乎乎的小手去触摸墓碑上那些凹凸的铭文时，生命不就是一个轮回吗?在西方的墓园中，你也可以常看到缠绵的恋人约会与此，仿佛那静静的墓碑是他们爱情的见证。在园林化的公墓中，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温馨，精神的光辉。在园林化的公墓中，人们不会有阴森森的压迫感和恐惧感。

鬼怪地狱观念和厚葬铺张习俗是我国传统丧葬文化的消极成分。我国民间鬼怪地狱观念盛行有三方面原因: (1)先民的“万物有灵”观。“万物有灵”包含“灵魂不死”。灵魂不死就成为鬼。“鬼者，归也。”(王充:《论衡·论死》)“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祀·祭法)))《汉书》阐述鬼的来源:“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

“慎终追远，民德归原”。(《论语·学而》)我国丧葬文化有许多积极因素:埋葬故人，升华道德修养，凝聚乡亲故里;崇敬有贡献的哲人，立祠奉祀。吊念古人是我国文学创作永恒的题材。先哲的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重要内涵。墓地是后人对先哲崇敬的标志，也是后人与先哲神游交往的地方。郁达夫在《忆鲁迅》中说:“有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丧葬习俗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逐渐的演变，在我们每每讨论丧葬习俗的过程中，经常会混淆丧礼和丧俗的概念。《说文解字》中分别对“礼”和“俗”做出了阐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俗，习也”。所以说丧礼其实是为办理丧事而举行的一种仪式性的行为。而丧俗则是在举行丧葬的过程中人们所表现出的习俗和习惯。学者许嘉璐的《俗与语言》一文中曾道:“礼是社会的统治者所规定的人的言行准则，既包括了言行的外部表现一仪节，也包括了仪节所蕴含的内容一思想。“俗”不过是现时的或过去的礼在百姓生活中的实践形式。”

古时的殡葬服务指的是丧葬演剧艺人带来的表演、阴阳先生根据风水为墓地选址以及丧礼过程中用到的方方面面的丧礼物件等客观需要，可以说古代的殡葬服务并不发达，人主家大多都会请请朋好友帮忙准备，很少用到专业人士。

古代丧俗完整的传承了西周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丧葬礼制，与现今的丧俗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由于前文己经进行过描述，在此不再赘述。

乌江古称黔江，发源贵州省乌蒙山东麓，流经贵州省思南、印江、德江、沿河等县及重庆市酉阳、彭水、武隆、涪陵等县。该地区文化在其特有的地理化境的影响下受传统土家族文化影响的同时受多方面的影响较大。该地区地质结构大多属于高原喀斯特地貌一方面交通不便，另一方面民族众多，又属于军事要地，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屯兵，带来了不同地区的外来文化，如:安顺地区的“军戏”就是在传统的“摊戏”基础上演化形成的。地域内梵净山等佛教圣地的形成，也对该地区土家族文化的构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清江古称夷水，发源于湖北省利川市，自西向东流经利川、咸丰、恩施、宣恩、建始、巴东、长阳、宜都等市、县。该地区土家族自认为是北支土家族的发源地，尤其是在武落钟离山发现长阳人化石之后，更强化了其土家人渊源的自信。并且在其文化中崇尚凛君文化，将凛君化为白虎作为其重要的传统形象崇拜。

在各个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社会背景都在发生改变，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动对民风民俗都产生影响。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土家族的丧葬习俗和丧葬制度逐步发生变化，因此丧葬绘画作品的内容必不可免会受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观察火化率全国倒数第二的云南省的殡葬事业时我们发现，许多地方乱埋乱奏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有蔓延趋势。个别贫困地区尚有几万家坟墓，一个星范围内有几十万家坟墓，还有一些县有活人墓1000多家。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全省几乎都存在“二次土葬”即遗体火化后再装棺土葬的现象，并且这种情况已占到了少化遗体的20%以上。究其原因，一是一些风俗认定土葬才能入土为安，二是一些经营性公墓收费过高，贫困家庭难以承担，便将亲人骨灰葬在自留地里。我国首部殡葬绮皮书《中国殡葬发展报告(2010)》透露，在2005年全国平均火化率达到53%的峰值之后，几年来，全国平均火化率持续徘徊在48%左右，情况不容乐观。对于我国火葬率下降的原因，绿皮书表示，近年来，中国社会上对火葬的质疑屡见于媒体，对少化率的降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现象说明，推行火化如逆水行舟，不进即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