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军在《三晋东周铜器墓》中，“根据铜鼎数目、乐器的有无以及墓葬的规模，对三晋地区东周铜器墓进行了分类，并从墓地选择、墓葬分布、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涉及不少赵国铜器墓，为认识赵国贵族墓葬提供了便利。”梁云的《周代用圭制度的流变》，指出“西周高级贵族墓中出土的大型玉圭为祥瑞同时也是身份的象征，中小型墓中亦有玉圭的出现，但是相比较于高级贵族墓其比例较小，尺寸较小，同时也是仿造层社会玉圭的明器。”

线刻画也是乾陵重要的文物种类之一，一般阴刻于石撑及石门内外、墓志四周和大型石刻的基座上。在这些线刻画中，有一些内容与道教文化密切相关，如永泰公主墓志四周斜刹上线刻的十二生肖。 永泰公主墓志长、宽均为119厘米，厚25厘米，通体乌黑发亮。铭文采用阴刻手法，字体刚健，工整秀丽。志盖正中篆书“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九个大字，四斜刹面上刻有当时流行的宝相花纹和十二生肖图案。十二生肖分刻于志盖四个侧面，每侧面三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强烈的艺术效果。

对于壮族地区的二次葬程序，国内专家学者有诸多解释，有的认为是迁徙所致，有的认为是祖先崇拜意识，有的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或是出于对于鬼神的恐惧、祈求祖先的庇佑，等等。时至今日，壮族地区二次葬仍然流行，可见壮族二次葬有着与其他地区二次葬的不同之处。壮族地区二次葬丧葬习俗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可进行开棺捡金。整个捡金的过程包括四道程序:第一道是捡金，第二道是装金坛，第三道是下葬，最后一道则是祭祀。每道程序都必须严格执行，因为这种习惯性的仪式，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成为一种信仰，当全社会维系于同一仪式、同一情感时，仪式显得尤其威严，情感变得特别活跃。

在彝族地区，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世俗观念已经难以革除。在人们的眼中只有实行厚葬的习俗才是第一位的，因此而赢得人民的尊重和赞扬。谁宰杀的牛羊最多谁就可以获得最高的名誉，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反之不厚葬自己的亲人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不但自己本身没有面子甚至自己的家族也都感到脸上无光。这种强大的社会舆论，使许多过着饥寒交迫、连糊口都难的家庭，为了不受别人的歧视，能够受到世人的尊重，为了一点点的脸面，哪怕是负债累累，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葬礼中杀牛宰羊。由此导致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彝族的厚葬习俗由来已久，在彝族地区厚葬习俗不单十分普遍，而且十分盛行，其结果破坏了经济基础，使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据调查:居住在金阳县和布拖县交界的对坪一带彝族比布家曾有叫洪铁、瓦铁的两兄弟，由于在他们父母去世办丧时，前后献牲达一百多头牛，还有数百只羊和猪。

隋唐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式佛教的形成时期，其表现之一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儒教、道教三教的并立，从皇帝到平民百姓轮流参拜释迎、孔子和老子，并出现“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 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文化交汇，各民族融合的地方，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丧俗既保存中原儒、道和民间信仰的传统，又深受佛教东渐的直接影响。这从上述丧葬风俗中可以看出。

从古至今，死亡都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死亡而举行的葬礼也是人生礼仪中最为繁杂隆重的一项仪式活动”。(王娟1994:34)人们通过一系列丧葬仪式活动来追念死者，安抚生者。丧葬仪式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蕴涵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和民俗功能。

元代中央与地方推崇藏传佛教，明初宗教便成为中央与地方政治互动的桥梁，洪武十五年(1380年)，明太祖诏告天下，在中央设置僧录司、道录司掌管天下僧道;在地方僧官设府、州、县、三级僧司，府的僧务机关称僧纲司，设官都纲，并同时规定各级僧官的品衔、傣禄，僧录司为全国宗教管理机构;州有僧正司，县有僧会司，分管事务，在卫所设僧纲司，在西宁卫、河州卫、沮匕州卫、山民州卫、庄浪卫都设有僧纲司。平番县境内有多处寺院，祝恩寺、华藏寺、红恩卜寺、答报寺、绰而大堂寺等归县衙管辖，东耳阁隆寺、报恩寺等归鲁土司管辖，寺内设有法台一人，番僧数名，平时讲经护寺。遇有法事，便前往诵经超度。鲁土司更是注重宗教的宣扬，建感恩寺、妙音寺诸寺，以示教化，其家族信仰有以下特点:

明初定天下，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自儒学外，又有宗学、社学、武学。自洪武八年(1376年)起，定宗室子十岁以上，俱入宗学;社学，请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浩》及本朝律令;武学，教武官子弟、卫所应袭子弟年十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读书，无武学者送卫学或附近儒学。明太祖救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仪，治之则激，纵之则反，不预教之，何由能化?”n明朝希望通过教化以达到天下共治，明成祖在给诏谕瓦刺马哈木的诏书中声称:“海内海外，一视同仁”“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土司辖区多地处边疆，多民族杂居，中央政府更是加大力度，恩威并重，善俗教化以定天下。

政府对一个行业进行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就是对这个行业的市场准入环节进行合理有效地管控。为了使殡葬业能够安全稳定发展，则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即是对殡葬服务机构在进入市场这一环节进行合理有效地控制。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管理部门的入口把关工作，这些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服务机构的审批环节对整个殡葬服务系统进行管控，使得殡葬服务机构在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布局上能够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符。

在我国现行的《殡葬管理条例》中，始终都未出现“新型的殡葬模式”或者是新型的殡葬理念，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随着新型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是应该值得考虑，否则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增多，以后人们对于墓地的需求会只增不少，那么如何提倡人们改变丧葬习俗，改变丧葬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殡葬管理条例》中，始终没能见到有关“殡葬价格”控制的条文。时至今日，百姓对该条例最为困惑、意见最为集中的就是殡葬行业的价格失控。现实操作中，“殡”部分的价格由物价部门控制，问题还不显著，但“葬”的部分价格却畸高，“死不起”和“炒卖墓穴”己成为老百姓的垢病。一位朋友家居北京，其祖母和婆婆去年相继去世，夫妇俩给两位老人办理丧事、购买墓地花费了将近5万元，朋友调侃:“这笔钱都能买一辆微型轿车了，现在继‘房奴’、‘车奴’之后，出了个新词叫‘墓奴’，我们就身在其中。”

任何文化都应该处于一个文化整体中去考虑，研究的目的是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实，要看这些事实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占据什么位置，这个体系的各部分如何联系。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应该从文化的功能角度去探讨文化。因此陕南葬俗的相关功能研究对于研究当地的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在其著作《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说:‘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 Czl因此，丧葬习俗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体现，通过对丧葬文化的研究能够更深一步加深对当地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内涵的认识。通过对陕南地区丧葬文化的研究与实地走访调查可以发现陕南丧葬文化有以下蕴涵。

陕南地区处于南北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南北移民的汇集地带，受到秦、楚、蜀文化的共同影响。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南文化，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几次大的移民之后，使得陕南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巴蜀文化、中原文化、长安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等在陕南的文化特征上都有重要体现。

长久以来人们信奉“入土为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墓地就是是对亲人的精神寄托和对生死的敬畏，然而墓地却常给人造成阴森、恐怖的氛围。尤其在乡村地区缺少统一规划的情况下，墓地散布于田间山林，不存在任何标识，对于不是宗族亲戚的人们来说路过时便容易引起恐慌，这也来自于对墓地的僵化认识。

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是地域千百年积累下来的人文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革，许多乡土文化也在一点点的丧失。如今倡导农村殡葬改革，但并不意味着一刀切的实行政策而不考虑地域差异性，乡村的人们同样需要文化的滋养和精神的追求。随着对世界的科学认识越来越深入，人们对文化也有了新的判断，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糟粕，但同时也存在需要挖掘和传承的文化精华。在公墓景观设计中要认识和判断传统殡葬文化和祭祀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保护弘扬其精华，更新改造其不利因素。对于死亡和公墓景观尤其是乡村地区墓地的研究之所以比较迟缓，是因为人们往往比较避讳，民族文化的禁忌也比较多，因此应当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利用景观手段营造乡村公墓的精神场所。归纳和提取出承载人们殡葬或祭祀活动的空间，进行适应性改造更新，满足村民的精神需求，延续村落的文化并增强村落的凝聚力。

公墓常作为独立的用地出现，因此景观氛围普遍晦暗阴郁，加上乡村中墓地普遍不存在边界和管理便更加令人望而却步。要改善这一现象可以将公墓与公园相结合，增加休闲游憩的功能，将一些结合村落文化的游憩场所置于公墓主要入口道路的旁侧，公墓周边的边角地块做种植设计形成一定的植物围合。

壁画室墓兴起于汉代，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中，魏晋时期的壁画墓只占少部分。目前河西地区属于魏晋十六国时期且为壁画室墓的墓葬共计52座，最早发现于1944年，为单室砖墓的翟宗盈墓。“对于墓葬的年代夏篡认为系东汉晚期至晋初，阎文儒在发掘简报中定为六朝初期。后有学者认为此墓的下限可能晚到十六国时期。发掘的该墓资料随着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全部迁往台湾。1956年，在酒泉下河清发掘清理了一座壁画墓，其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集中在敦煌、嘉峪关、酒泉、高台、瓜州、民乐、永昌等地。对于墓葬的年代划分，除了少数墓中有明确纪年的，其余均以墓葬形制与陪葬器物为标准进行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