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蓝瑶丧葬文化中充满了灵魂崇拜，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十分密切。灵魂崇拜观念是许多民族都曾具有过的，花蓝瑶也不例外。他们认为人死后有灵，生活于另外的一个世界，过着与人世间大致相同的生活。灵魂崇拜观念的根深蒂固，致使他们觉得生活中处处事事都受到死者灵魂的制肘，感到一种巨大的、潜在的约束力量，因而丧葬中强烈要求摆脱控制。列维·布留尔指出:“但对原逻辑思维来说，人尽管死了，也以某种方式活着。死人与活人的生命互渗，同时又是死人群中的一员。”对于没有孩子的人，花蓝瑶在其死后送白花，希望灵魂能够到阴间后结婚生子，开花结果，这都是灵魂观念的体现。

(一)禁止喧嚣 当穆斯林去世后，应使亡人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场所，禁止吵闹、大声喧哗，以及一些汉俗丧葬乐曲礼仪。

丧葬仪式是一个民族最有民族特点的风俗习惯之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对死亡的观点各不相同，因此，丧葬的方式和礼仪也就各不相同。

穆斯林的丧葬礼仪是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具体规定的，这种礼仪简洁质朴，其中没有丝毫繁文缉节，从始至终体现着慎终追思、庄严肃穆与人生价值相一致的崇实精神，它反对各种恶风陋俗和竟相追求虚荣的浪费现象。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长久以来讨论的话题，不同的时代、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人对自然的理解各有不同。从最初人类对大自然的恐惧和敬畏，到人能战胜自然的观念转变，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力量的较量。“勾灵”仪式中表达的人与精灵的关系，是一种对死因的深层考究，从一种侧面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精灵通过邪恶的力量，残害人的灵魂致其死亡，而人又利用神灵的力量，通过一连串的表演，将精灵抓获。表达的是人可以利用一些异己的力量战胜自然界中邪恶的精灵。人与精灵的关系认知，是“勾灵”仪式得以表演和表达的前提，也是仪式进行的核心目的。

原始藏民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性，这些神灵的力量是超人的，所有的神灵有好有坏。对此田必伟在《藏族原始宗教观念演变试析》中写道:

此仪式过程，笔者以亲自参加的一场“勾灵”仪式为例，描述其过程。具体描述如下: 个案4:逝者为松潘县安备村人，享年72岁，主持仪式的高僧为当地德高望重的扎根活佛，根据卦象显示，害死逝者的精灵数为3个，仪式当晚，逝者家族的男性聚在逝者家中，总共有三十多人，从中选取了逝者的两个侄子(属虎)，一人拿袋子，一人拿绳子，又选取了一个逝者的表弟(属蛇)拿上了铁链，其余的人有些拿斧头，有些举长刀。

综观白族的丧葬习俗，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稍极落后的一面。就积极进步方面讲，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综观白族丧葬仪式，其留给人们的突出感觉是:死者亲属最关心死者灵魂的归宿。整个仪式的目的都是让死者灵魂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更好，而这一切都来自生者对死者生前行为的感激，是情之所至，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具体表现。但若进一步挖掘生者安抚死者灵魂的功利需求，人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一切，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生者的福社，是事死为事生，事亡为事存。其价值取向与中国重现世的人文精神相一致。由此可见，丧葬仪式的核心是灵魂不死观念，而其实质则是一切为了生者。

人类社会初期，人们认识处于低级阶段，灵魂观念与巫术心理渗透于生活诸多方面，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社会，丧葬习俗深受原始宗教及血缘观念的支配，成为体现原始人思维及人际关系特点的重要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此类习俗日趋简化，神秘观念日益淡薄，其思想内涵逐渐减少，但因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使传统习俗又具有顽强的传承性。不管后进民族还是先进民族都不同程度保留着传统习俗的余韵。丧葬习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如同其它民俗，产生和形成后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但也非固定不变，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传承着。从古至今，白族的丧葬仪式虽发生了从简繁简的变化，但主要仪式已程式化。亡者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了规定的仪式、特殊的禁忌、固定的葬具和墓地，葬俗呈现类型化，且有较浓厚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佛教的影响下，古代白族盛行火葬，明代以后因受汉族影响改为棺木土葬。白族的葬礼习俗很多，丧葬仪式复杂，主要包括装睑、停灵祭奠、出殡、埋葬(或火化)及超度等。

丧葬制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历来为学界所关注，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方式和方法对殡葬制度展开研究，取得成果颇丰。王夫子从殡葬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类型及管理制度的角度做了调查研究。靳尔刚和李健采用横向对比的方式，对丧葬制度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将部分国家的殡葬制度进行对比，进行比较分析，学习其他国家值得推崇的制度。

殡葬文化是“哀托寄思，追恩报德、行孝道、报亲恩”的一种特殊传统孝道文化，是以儒、释、道为主干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体系。此类研究较多聚焦中国丧葬习俗的研究，如:罗开玉强调根据我国现有考古发现，“丧葬礼俗的起源至少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遗址，其下室发现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骨，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及一些随葬品。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全部的丧葬礼仪实际上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活动。虽然这是一次特定区域和人群的丧葬活动—只是鞍山城区一位普通老人的丧葬仪式，但它在某种程度上透视出了当今社会人们办丧事的一些普遍心理态势，从民俗学角度，是一个审视现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视角。通过这次调查可以发现此次的丧葬仪式对传统的丧葬仪式既有继承又有改革。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厚葬也是如此。通过对资料的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士人指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系统学习，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在丧礼中以朱熹的《家礼》为范本，这些人或在朝为官，或在乡为绅士。获得为国家政权和社会所认可的较高的社会地位。由于接受过儒家的礼仪熏陶，所以“礼”是他们处理丧事的外在行为规范。清统治者认为“礼”具有“安上治民”的作用。因此要求各地官员作出表率，以达到整肃风气的目的。对于士人来说，在民间他们具有义不容辞的教化义务，而《家礼》的内容则符合教化的需要，因而首先成为士人遵守的范本。

​ 厚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人们只是处于被动适应自然的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等级制度的出现，厚葬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实行。以后逐渐在民间盛行，成为普通百姓表达孝心的一种方式。

黄佤生活在傣族文化包围圈中，其丧礼因受到傣族丧礼的涵化而兼具仇族和傣族丧礼的双重特色。 黄佤在人死后到埋葬，一般要在家停尸三天，也有因选葬日期原因而停留较长或较短的。尸体停放在正堂里，头朝里，脚朝外。此时死者家人到缅寺请佛爷长老前来为其念经超度，让死者安心到阴间生活，不要变成恶鬼回家伤害人畜，要保佑家中老幼平安，人畜兴旺。而前来吊唁的亲属朋友，每人也要请佛爷为其念诵为死者祝福的经文。念经完毕佛爷要为死者家属测算出山下葬的日子和时辰。

基督教在川南农村地区的传播不仅折射出转型时期该地区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也体现出基督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对当地习俗特别是传统丧葬习俗的影响。

基督教在川南农村地区的传教始于二十一世纪初期，主要传教士来自中国东部沿海浙江、江苏地区。这些教徒到达川南农村地区，在当地首先发展出一批传教骨干，并以这些骨干的家为据点开始发展信众。基督教在川南地区的发展和传播，对当地文化、当地人民的生活以及观念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对当地丧葬习俗的影响。

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原始人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观念，他们认为灵魂是永存的，能祸福子孙干预人事，这种观念导致了丧葬礼俗的产生，同时丧葬礼俗的产生反过来又促进了灵魂观念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