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式佛教的形成时期，其表现之一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儒教、道教三教的并立，从皇帝到平民百姓轮流参拜释迎、孔子和老子，并出现“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 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文化交汇，各民族融合的地方，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丧俗既保存中原儒、道和民间信仰的传统，又深受佛教东渐的直接影响。这从上述丧葬风俗中可以看出。

从古至今，死亡都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死亡而举行的葬礼也是人生礼仪中最为繁杂隆重的一项仪式活动”。(王娟1994:34)人们通过一系列丧葬仪式活动来追念死者，安抚生者。丧葬仪式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蕴涵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意义和民俗功能。

元代中央与地方推崇藏传佛教，明初宗教便成为中央与地方政治互动的桥梁，洪武十五年(1380年)，明太祖诏告天下，在中央设置僧录司、道录司掌管天下僧道;在地方僧官设府、州、县、三级僧司，府的僧务机关称僧纲司，设官都纲，并同时规定各级僧官的品衔、傣禄，僧录司为全国宗教管理机构;州有僧正司，县有僧会司，分管事务，在卫所设僧纲司，在西宁卫、河州卫、沮匕州卫、山民州卫、庄浪卫都设有僧纲司。平番县境内有多处寺院，祝恩寺、华藏寺、红恩卜寺、答报寺、绰而大堂寺等归县衙管辖，东耳阁隆寺、报恩寺等归鲁土司管辖，寺内设有法台一人，番僧数名，平时讲经护寺。遇有法事，便前往诵经超度。鲁土司更是注重宗教的宣扬，建感恩寺、妙音寺诸寺，以示教化，其家族信仰有以下特点:

明初定天下，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自儒学外，又有宗学、社学、武学。自洪武八年(1376年)起，定宗室子十岁以上，俱入宗学;社学，请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浩》及本朝律令;武学，教武官子弟、卫所应袭子弟年十岁以上者，提学官选送武学读书，无武学者送卫学或附近儒学。明太祖救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仪，治之则激，纵之则反，不预教之，何由能化?”n明朝希望通过教化以达到天下共治，明成祖在给诏谕瓦刺马哈木的诏书中声称:“海内海外，一视同仁”“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土司辖区多地处边疆，多民族杂居，中央政府更是加大力度，恩威并重，善俗教化以定天下。

政府对一个行业进行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就是对这个行业的市场准入环节进行合理有效地管控。为了使殡葬业能够安全稳定发展，则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即是对殡葬服务机构在进入市场这一环节进行合理有效地控制。各级民政部门和殡葬管理部门的入口把关工作，这些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服务机构的审批环节对整个殡葬服务系统进行管控，使得殡葬服务机构在数量、规模、结构以及布局上能够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符。

在我国现行的《殡葬管理条例》中，始终都未出现“新型的殡葬模式”或者是新型的殡葬理念，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随着新型的问题不断出现，这些问题是应该值得考虑，否则随着我国老龄化人口的增多，以后人们对于墓地的需求会只增不少，那么如何提倡人们改变丧葬习俗，改变丧葬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殡葬管理条例》中，始终没能见到有关“殡葬价格”控制的条文。时至今日，百姓对该条例最为困惑、意见最为集中的就是殡葬行业的价格失控。现实操作中，“殡”部分的价格由物价部门控制，问题还不显著，但“葬”的部分价格却畸高，“死不起”和“炒卖墓穴”己成为老百姓的垢病。一位朋友家居北京，其祖母和婆婆去年相继去世，夫妇俩给两位老人办理丧事、购买墓地花费了将近5万元，朋友调侃:“这笔钱都能买一辆微型轿车了，现在继‘房奴’、‘车奴’之后，出了个新词叫‘墓奴’，我们就身在其中。”

任何文化都应该处于一个文化整体中去考虑，研究的目的是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实，要看这些事实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占据什么位置，这个体系的各部分如何联系。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应该从文化的功能角度去探讨文化。因此陕南葬俗的相关功能研究对于研究当地的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在其著作《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说:‘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 Czl因此，丧葬习俗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体现，通过对丧葬文化的研究能够更深一步加深对当地的文化特质与文化内涵的认识。通过对陕南地区丧葬文化的研究与实地走访调查可以发现陕南丧葬文化有以下蕴涵。

陕南地区处于南北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南北移民的汇集地带，受到秦、楚、蜀文化的共同影响。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南文化，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几次大的移民之后，使得陕南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巴蜀文化、中原文化、长安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等在陕南的文化特征上都有重要体现。

长久以来人们信奉“入土为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墓地就是是对亲人的精神寄托和对生死的敬畏，然而墓地却常给人造成阴森、恐怖的氛围。尤其在乡村地区缺少统一规划的情况下，墓地散布于田间山林，不存在任何标识，对于不是宗族亲戚的人们来说路过时便容易引起恐慌，这也来自于对墓地的僵化认识。

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是地域千百年积累下来的人文财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革，许多乡土文化也在一点点的丧失。如今倡导农村殡葬改革，但并不意味着一刀切的实行政策而不考虑地域差异性，乡村的人们同样需要文化的滋养和精神的追求。随着对世界的科学认识越来越深入，人们对文化也有了新的判断，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糟粕，但同时也存在需要挖掘和传承的文化精华。在公墓景观设计中要认识和判断传统殡葬文化和祭祀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保护弘扬其精华，更新改造其不利因素。对于死亡和公墓景观尤其是乡村地区墓地的研究之所以比较迟缓，是因为人们往往比较避讳，民族文化的禁忌也比较多，因此应当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利用景观手段营造乡村公墓的精神场所。归纳和提取出承载人们殡葬或祭祀活动的空间，进行适应性改造更新，满足村民的精神需求，延续村落的文化并增强村落的凝聚力。

公墓常作为独立的用地出现，因此景观氛围普遍晦暗阴郁，加上乡村中墓地普遍不存在边界和管理便更加令人望而却步。要改善这一现象可以将公墓与公园相结合，增加休闲游憩的功能，将一些结合村落文化的游憩场所置于公墓主要入口道路的旁侧，公墓周边的边角地块做种植设计形成一定的植物围合。

壁画室墓兴起于汉代，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中，魏晋时期的壁画墓只占少部分。目前河西地区属于魏晋十六国时期且为壁画室墓的墓葬共计52座，最早发现于1944年，为单室砖墓的翟宗盈墓。“对于墓葬的年代夏篡认为系东汉晚期至晋初，阎文儒在发掘简报中定为六朝初期。后有学者认为此墓的下限可能晚到十六国时期。发掘的该墓资料随着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全部迁往台湾。1956年，在酒泉下河清发掘清理了一座壁画墓，其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集中在敦煌、嘉峪关、酒泉、高台、瓜州、民乐、永昌等地。对于墓葬的年代划分，除了少数墓中有明确纪年的，其余均以墓葬形制与陪葬器物为标准进行判定。

传统丧葬习俗存在不少弊端，如大操大办愚昧迷信，不仅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使丧家不堪重负，而且宣扬迷信，滋生腐败，离散民心，自古以来，就为不少有识之士垢病批评。乾隆版《宁德县志》也不得不承认:“至其冠、婚、丧、祭，岁时伏腊相沿之习，犹有瑕瑜互见者。”而民间对丧葬习俗中存在的种种陋习，也并无好感。谚语“做好墓不如生孝图”、“做普度弄灾”、“在生不孝顺，死后做排场”、“寻龙孵真，挨人兜边”、“文师老婆给鬼带去”等等，就是对这些陋俗的讽刺和鞭挞。

“五四运动”以后，传统文化受到了新思潮的冲击，丧葬礼仪由于是将儒家思想作为主导，其中许多繁文褥礼逐步消失。举蕉城而言，以“守孝”内容的改变最为典型。原先服丧守孝时间，子女需三年，称为“斩衰期”。期间，有十几项对孝男孝女生活起居的约束。改革以后，子女只需着孝服一百天，三年内不准婚娶而已。其它如不准弹奏乐器、唱歌、跳舞和参加相关的娱乐活动，不准参加各种礼庆宴席等等均予以革除。但由于礼仪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很多礼仪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些足以说明礼仪制度的根深蒂固。

死者不仅要穿衣，还得吃饭。丧礼中的含硷，就是给死者提供吃的东西。民俗中，沐浴更衣的仪式结束之后，接下来就要举行饭含仪式。饭含就是在死者的口中放入米贝、玉贝或米饭之类的食物，这样的目的是不让死者成为饿死鬼，到阴间去受罪。出殡之前辞灵时的咽食罐有永久供养的寓意。古人认为死人有知，与生人一样，所以“阂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J}，故作偶人，以侍尸枢，多藏食物，以散精魂”。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遗策”记载，墓中随葬的粮食品种有稻米、小麦、大麦、粟、大豆、赤豆、麻子等，水果有杨梅、梨、枣、甜瓜、柿、橙、批把等，其他的农产品有芋、姜、笋、藕、菱角以及冬瓜子、芥菜等，畜类有猪、牛、羊、狗、鹿、兔、马等，禽类有鸡、野鸡、雁、鹤鹑、鹤、天鹅、斑坞、喜鹊、麻雀等，鱼类有鲤、螂 鲡 等，这些食物多被制成饼、饭，烹制成各种羹肴。品种之繁、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在江苏句容天王寨花头2号土墩墓里出土有一罐鸭蛋，新疆吐鲁番还出土有草编粽子。这些事例均说明古代墓葬随葬食物是常见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社会，死后穿上体面的衣服是每一个人(无论贵贱)的愿望，也是亲人行孝的标志。帝王将相、商贾贵胃生前锦衣玉食，死后也是穿锦戴银。而穷苦百姓也许生前衣不裹体，但死后也要穿上最好的衣服体面地去见自己的祖先，在阴间开始新的生活。在民间葬俗中有“小硷”一说，就是指人在弥留之际，家属要为他沐浴更衣。

在中国古代人们看来，死者在墓葬中并不是绝对安全的，他们时刻面临着各种威肋、，这种威肋、一个是来自鬼怪恶魔的骚扰，一个是来自盗墓者的入侵。比如古人认为有一种叫做的鬼，专食死者的大脑。而这种鬼害怕柏树和虎，于是古人就在墓前种植柏树，在坟前立石虎以镇之。古人为了保护死者的尸体和灵魂，想出了许多办法，比如在死者身体上涂上朱砂，随葬樟牙、镇墓兽等，还有的把具有驱鬼辟邪功能的神灵，如方相、神茶、郁垒等各种门神图像刻绘在墓葬中，发挥它们镇墓辟邪的神性。

2017年10月，笔者小亲族中一位老人去世，亲历了一场完整且有序的丧葬仪式。虽然生于斯，长于斯，也经历过多场葬礼，但初次踏入民族学之门，更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观察一场仪式，这场葬礼的意义变得有所不同。起初笔者试图从他者的角度对葬礼进行客观深入的观察，却无法摆脱处于葬礼之中的本我身份。总是困扰于两种身份的“取舍”中，后来在学习了专业的田野调查课程，阅读了更多的田野调查文献之后，终于在自我思想斗争中达成和解。而两种身份的思想交汇，确实带给笔者更为独特且完整的视角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