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植物配置往往采用分区式、隔断式的方法，如农村公园、沿路树池、围合式花坛等，选用的灌木以非本土、花朵艳丽的为多。这样的植物空间与村民的互动很少，与村落的关系实际上是割裂的:它们既没有满足除了观赏功能以外的更多功能，如食用与药用、防风护土、形成庇护小型动物的小生境等，也不能在精神上与村民形成共鸣，或折射村民的精神和信仰。这样的植物空间与村落文化没有联系，反而限制了村民对植物空间的改造。以中川村为例的闽西传统村落，在风水信仰的影响下，在村落中自发改造出了复杂多样的风水林、风水树和风水植栽空间，这些植物以本土树种和热带灌木为主，具有喻吉或避煞两种风水寓意，它们的类型和形态丰富多样。

中川古村落风水林的树种成分复杂，树种选择受到历史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偶然因素等多方面影响。中川村肇基之初，风水林群落主要由原始枫树林组成;三世祖胡海隆以木材生意发家，经过长时间的人工选择和改造，枫树林逐渐被能够用于建筑和手工业的杉树、松树和毛竹代替;五世祖胡叠峰在宗庙后亲手种植松柏，将家庙后的树林称为“老屋林”;康熙年间，胡檀生从台湾带回珍贵树苗补充入家庙风水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庙风水林受到毁灭性破坏;1984年，修祠委员会种植8000株左右湿地松;1986年，胡以按、胡赐开种植银桦、相思、木棉、三角梅树苗2000株。而下洋地区森林中目前占地最广的树种是杉树、马尾松、毛竹，这三种树木也是永定最重要的三种经济林树种。纵观中川古村落的风水林培育历史，可以看出，枫树作为风水林是由于历史原因;木棉、银桦、相思等传统吉祥树种作为风水树部分由于文化原因;湿地松等珍贵树苗是由于偶然原因成为现今家庙风水林的主要树种。因此风水林树种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文化性选择，而是受到各种外部因素影响的现实性改造过程，而本地的重要经济林树种常常也是风水林营建初期的基础树种。

中川古村落的水渠空间随民居建筑群的分布而延展，主要分为生活用水渠和农业用水渠，其中生活用水渠还主要承担了村落排水泄洪的生态防灾职能，是传统村落防灾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用水渠系统基本与中川村道路系统平行发展，处于村路两侧或单侧，采取明渠与暗渠兼用的形式，由鹅卵石整齐地堆砌而成，水渠中的水经各自最近的出水口汇流至中川溪中，经水口坝排出村外。风水林围合保护水渠的脆弱地带，如躺耙街尾陡梯侧的水渠转角处种植了桂花、石榴等耐阴树种，长兴楼背后水渠贴近边坡处种植小叶榕、袖子等根系强健树种以稳固水土。农业用水渠系统与部分生活用水渠相连，沿山沿路建设围合农田的水渠，再在各个田块外嵌套小围合水渠，水渠层层嵌套，流水在水渠中跌落，浇灌农田后汇入中川溪。风水林在水渠的开端涵养水源、在农田内的水渠旁稳固渠身、在水渠尽端溪岸处沿溪形成藏风固土的沿溪风煞林，与农用水渠系统紧密配合。中川古村落的生活用和农业用水渠从来就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相互连接，成为一个高效而功能多样的复合型生态系统。南片角的重光楼风水布局是风水山林、护宅风水林、生活用水渠、农业用水渠、沿溪风水林配合成一体系统的良好案例，具体图解分析见第五章内容。

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我国帝王就开始重视陵墓的修建。自从秦始皇为自己修建规模宏大的寿陵以来，汉唐两个统一王朝更是如此，不仅占地规模大，而且陵园内修建供奉祭祀的大量礼制建筑。为了维护陵园内的环境，及时供奉祭祀所需，需要有大量的守陵人。这些人是专门为皇陵服务的。西汉时期，中央设立完善的管理机构，专门管理陵园。

隋唐时期，陵园管理中出现了不同于承担租赋摇役的一般授田户和自耕农民的特别户，也就是陵户。陵户是服务于皇帝陵园和太子陵园的特别户，在隋唐史志中有着非常丰富的记载。唐代，每座帝陵都规定了配置一定数量的陵户。史书载:“桥陵尽以奉先，献陵以三元，昭陵以礼泉，乾陵以奉天，定陵以富平，各三千户。若献祖爵祖二陵，各置洒扫三十人;兴宁、永康二陵，各置一百人;恭陵亦如之”}s}。又《唐会要·诸陵杂陵》载:“元和十二年，太常奏:隐太子、章怀、爵德、节阂、惠庄、惠文、惠宣、靖恭、恭爵,昭靖九太子陵，世数己远，官额空存，今请停陵户(据《唐六典》各三十户)外，并停。从之。”

陵邑制度是秦汉丧葬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伴随着陵园建制和陵祭等礼乐制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在史籍中，秦统一以前不见有设置陵邑的记载，此制可能始创于秦王赢正。据《后汉书冻平先生苍》记载:“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郭哉!”根据考古挖掘，秦始皇陵园内曾发现刻有“丽邑五斗崔”、“丽邑一升半”等铭文的残陶片，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相印证，说明始皇陵邑的名称为丽邑。陵邑之设，其目的是为了“侍奉陵园”，是和当时人们信奉的灵魂不灭观有着直接的联系。古代中国人，把养生送死等量齐观。

(1>基本砌式 墓室室壁、雨道墙壁、封门和墓室地面铺砌方法分别有几种较基本的砌式，具体如下: 墓壁常见砌式有:三顺一丁，一丁二顺或二顺一丁，一顺一丁，单砖错缝顺砌和顺向侧立错缝叠砌等，也有四顺一丁、五顺一丁、六顺一丁等较少见的砌式。

荆江地区唐墓常见随葬品有瓷、陶、铜、铁、玉等质地的器物。器类有盘口壶、碗、罐、执壶、杯、器盖、盏、盂、盒，砚、匙、勺、筷、熨斗、灯等;铁刀、匕首、剪刀、剑等锐器类器皿，铜镜、答、带扣等佩戴器具和饰品，铜钱，镇墓兽等镇墓类，仪仗类、侍役类、十二时(辰)俑、动物等俑类，生活物品模型明器等。初、盛唐时期对墓葬礼仪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等级墓葬随葬品品种、数量明确，唐中后期因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有墓葬等级不明晰的情况。本文纳入统计的墓葬大部分为唐代中期之前的墓葬，所以墓葬随葬品数量与墓主人社会政治地位基本相匹配。因大部分墓葬为庶民墓加之墓葬遭盗扰等自然、人为因素破坏严重，所以金银器物类随葬品十分少见，大部分随葬品为实用性生活物品。

关于崖墓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有过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崖墓包涵着许多佛教文化的因素，有的认为崖墓是少数民族葬俗，有的学者则将之与道教信仰相联系。罗二虎对四川境内的崖墓属于少数民族葬俗的观点予以否定，认为崖墓是该地区的汉人墓葬，属于汉文化系统，与同时期汉人使用墓葬有许多共性特征。巫鸿认为崖墓起源于三江上游川西平原，东汉中晚期逐步发展到其他区域。使用饰画像的崖墓和石棺的区域和时间与五斗米道流行的地区和时段大致相符。崖墓和石棺画像的内容主要体现升仙主题:画像的构图反映了死者灵魂穿越天门到达神仙境界的旅程，因此也反映了死者的宗教信仰。高文发现除川西平原崖墓内有复杂画像，其它地区崖墓或简单雕饰，或无雕饰。后房村崖墓墓室内的主要装饰性遗存为壁盒，那么这里壁盒的丧葬功能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丧葬观念呢?

(1>对墓园常规能源的节约 ①对墓园常规能源的节约 控制景观照明数量及照度:墓园夜间使用者很少，因此在保证主要车行道、人行道、公共服务区和休憩游览区的部分节点照明外，其他地方可不设照明设备。同时根据场地使用需求不同调节这些区域照明的强度，尽可能使用节能灯具来节约电能。

墓园雨水的回收利用是墓园最重要的水资源“开源”方法。重庆龙台山陵园将雨水汇集至游览区的东西湖内，华夏园利用屋顶储水池和排水管道将雨水汇入风水池，都成功实现雨水资源回收利用。笔者在借鉴这些成果经验的同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节约性墓园雨水回收利用的策略:

重庆墓园大多为山地墓园，在地形改造和建设中产生大量建筑、围墙、挡土墙和堡坎等，但调研中发现大多没有进行立体绿化，造成空间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墓园的节地设计中需增加墓园的立体绿化应用，改善墓园小气候，增加绿量，节约土地资源。墓园立体绿化在应用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类:

势指龙脉发源后走向穴场时在起伏连绵中所呈现的各种态势。与形相较而言，形近而势远，形小而势大。故欲认真形，先须观势。《管氏地理指蒙·九龙三应第九十八》有“寻龙先分九势”说:形势蟠迎，朝宗顾祖，如纸尾之龙，回头之虎，为回龙;形势特达，发迹蜿蜒如出林之兽，过海之船，为出洋龙，形势耸秀，峭峻高危，称降龙;形势拱辅，支节楞层为生龙;形势翔集，奋迅悠扬称飞龙;形势蹲踞，安称停蓄称卧龙;形势磅礴，脉理俺延，为隐龙;形势高远，峻险特宽，称腾龙:形势依随，稠众环合称领群龙。而不论何种龙，对其势的总体要求依据缪希雍《葬经翼》的说法是:“势欲其来，不欲其去;欲其大，不欲其小;欲其强，不欲其弱，欲其异，不欲其常，欲其专，不欲其分，欲其逆，不欲其顺。”势来则气随之而来，势强大则气亦深厚，势不分则气亦不散。欲其异，欲其奇特翔动，生机勃然。逆顺百其止伏与否，欲其逆者，欲其奔腾而不雌伏如死龙。因此，真正的上地佳穴，其龙脉之势，必如《葬书》所云:“若伏若连，其源自天，若水之波，若马之驰，其来若奔，其止若尸，若怀万宝而燕息，若具万善而洁斋。若真之鼓，若器之贮，若龙若莺，或腾或盘，禽伏兽蹲，若万乘之尊也。”有势而后有形，有形而后有穴。寻得真龙真穴，子嗣才能受其荫福。倘于恶龙凶势下辨形立穴，则反道灾祸。

关于形和势的概念，早在先秦诸子著述中就见广泛应用，甚至还有专以“形”、“势”为题的论述，如《管子》中的《形势解》诸篇，《孙子》中的《形篇》、《势篇》等。其中，“形”有形式、形状、形象、表现等意义，“势”则指姿态、态势、趋势、威力等意义。而形与势相比较，势具有群体、宏观、总体、远大的意义。形具有个体、细节、局部、近切的涵义，两汉以后，关于形和势的概念，有了更为明确的阐释。例如，《汉书·艺文志》中有“形法家”，为汉代风水术的一大流派，此派之学术精华在于“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

并不是所有的造园地址都是天生十全十美的风水宝地，面对这种情况，为建构完美的风水意象，对风水形局不佳的环境，人们常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予以完善。开塘挖湖是改造水流环境的重要方式。中国古城中多有开塘挖湖，所蓄之水，可供居民洗灌、饮用、审美、灌溉。而且经过挖湖蓄水可防止洪涝灾害。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徽州宏村，明永乐年间开挖月塘，明万历年间又在村南开南湖。但挖塘开湖必须要合宜，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

在欧美，公墓是园林的一个类型，著名的公墓是旅游胜地。很多畅游过欧洲或者一些华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二一种温馨的经验，乃是徜徉在一些墓地里。”目前我国多数公墓的形象阴森简陋，既是精神文化资源的浪费，也是土地环境资源的浪费。

在欧美，墓地与园林有同义性。墓地园林化后，墓地可成为园林艺术、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墓志铭艺术的荟萃地，成为先哲精神财富的展示地。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一对老夫妻牵手于墓地之中散步，特别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可是在中国老人是极其讳忌去墓地的，在欧洲确是如此的和谐。也有年轻的母亲但这刚会爬的还在在墓园的草地上玩耍，牙牙学语的孩子对墓园的认识可能就是一大片公园。当我看到孩子用胖乎乎的小手去触摸墓碑上那些凹凸的铭文时，生命不就是一个轮回吗?在西方的墓园中，你也可以常看到缠绵的恋人约会与此，仿佛那静静的墓碑是他们爱情的见证。在园林化的公墓中，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温馨，精神的光辉。在园林化的公墓中，人们不会有阴森森的压迫感和恐惧感。

鬼怪地狱观念和厚葬铺张习俗是我国传统丧葬文化的消极成分。我国民间鬼怪地狱观念盛行有三方面原因: (1)先民的“万物有灵”观。“万物有灵”包含“灵魂不死”。灵魂不死就成为鬼。“鬼者，归也。”(王充:《论衡·论死》)“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祀·祭法)))《汉书》阐述鬼的来源:“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

在古代，甚至在当今民间，丧葬承载的主要是灵魂观念和灵魂信仰。“灵魂观念贯穿于丧葬过程的各个方面，也是它最本质、最核心的思想内容。”从仪式象征的角度来看，一定的灵魂信仰必定会以相应的仪式反映出来，而一定的仪式也必定有相应信仰观念作理论支撑。因此，自古以来人类的丧葬行为所呈现出来的变化，究其根本便是灵魂信仰观念不断演变的结果。不了解灵魂观念的发展演变，便不能了解传统丧葬文化的真实内涵。

在早期原始人那里，灵魂和灵魂不死观念究竟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与埋葬行为揉合在一起，而使丧葬习俗成为一种可见事实的呢?由于时间久远，现己很难找到实证材料。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大量的墓葬考古材料、古籍记载、民俗学材料中发现一些信息。在我国墓葬考古和丧葬文化研究领域内，众多学者多从随葬品与灵魂信仰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得出随葬品是死者灵魂在冥界所需用品的结论，由此奠定了我国丧葬文化研究的基本论调，即传统丧葬礼俗均是围绕“送死”而展开的。然而在这些材料中，却有两点引起了笔者的特别注意:一是传统丧葬虽然以“送死”为最终目的，但同时也伴随着“迎生”的迹象;二是在某些后进民族地区，并不是所有物品都可以用作随葬品，为死者随葬的是“死者生前使用的工具和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