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之所以对葬如此看重，一定要在人死后寻觅另一个栖身之所，正是源于一种灵魂不灭的观念:人们笃信人死后其鬼魂依然存在，它们既活动在冥世，又与人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能造福或祸害活人，于是形成习俗和崇拜仪式，借此祈求鬼魂的帮助或宽恕，以保障个人、家族乃至部落的安全。‘这种源于远古时期的二元观念令人们将灵魂与肉体分离，死后肉体归于尘土，而灵魂则变为鬼魂到另一个时空过一种永恒的生活。使得人们相信“地狱”、“冥界”之类的概念。法国学者格罗特曾提到中国人把活人与死人的界限弄得非常模糊，活人与死人的魂灵一直能保持沟通接触，并且交往非常活跃，似乎是一种公理甚至信仰。因此中国人对待鬼神的原则就是一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不仅重视尸体的安葬，也同时重视对灵魂的各种安排。除了儒家文化以外，还有民间风水的影响。

殡葬服务对象是死者和其沉痛家人，服务质量要专业高效、人性化、科学化。既然殡葬行业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身心感受，只有具有竞争力的服务才真正具有市场价值。

不适合土葬的地区建公墓，建造材料选用天然的，墓位设计按自然山形排列，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地形。要建时尚公墓，以树木、花卉命名不同地段。节省每寸土地，爱护环境并开辟优美公墓。

如果土壤环境不好就会使尸体腐化不完全，这样不但不能营养植物，还会产生厌氧腐败和酸性毒物质来损害植物的根部。根据所在安放地区的土壤性质，如果通风不很好就可采用火化，火化后的骨灰中的钙、磷、碳等物质是干物质，是无机肥，肥效快但养分单一，用时要将有机肥和其它化肥联合，才能达到一定效果，但在潮湿的土壤环境中反而更容易和其它肥料搭配使用。

李毓芳先生指出“陵墓封土作为一种象征性建筑，其外观的不同形制，应包含着特定的意义。根据上文，笔者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应为封土这种墓上设施最早出现在江南地区，不论是什么形制所起到的只是简单的标志物和实用的作用。中原地区吸收和借鉴后，由于社会背景发生变化，随着贫富分化和阶级的产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或表达等级观念和贫富差距，中原地区对封土的形制进行改造和创造，形制开始进行复杂的演变，而这时，封土的形制才成为了文化内涵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不同的形制才有了不同的象征意义，才成为了身份和等级的表现方式之一。

从江南土墩墓与中原地区封土墓的联系可以看出，土墩墓对中原地区的封土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某些形式被中原封土墓所借鉴，但也不能否认，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区别，如在文化系统方面、葬俗、葬制、葬具、流行程度，最重要的应该是在封土的作用、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

墓上封土的出现代表了墓上标志物开始向制度化、长久化、规模化、礼制化转变，祖先崇拜意识的加强。甚至有些民族地区的封土还带有自己的特色，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墓上封土。除了西藏自治区雅鲁藏布江中游的日喀则地区北部的昂仁县的12座墓葬，西藏自治区琼结地区的吐蕃王陵等考古资料外，西藏自治区的其他民族和地区、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仍然有在墓上封土的习俗，也带有自己的特色。

1)孝道厚葬的儒家丧葬观 儒家是崇尚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他主张礼乐、仁义、忠恕、中庸、孝道。其中的“孝”、“礼”在丧葬思想中尤为突出，强调生前需孝，死后敬礼“慎终追远、事亡如事存”的儒家孝道丧葬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厚葬隆丧”、“事死如生”殡葬原则。孔子对于人从死、检、葬、丧、居丧、丧服、祭祀等等每一个环节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并被后世遵循与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摒弃原始宗教神鬼论，为我国传统殡葬文化奠定论基石，对我国的丧葬习俗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很多自然现象人们无法理解，人们幻想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并将其幻想成“灵魂”，当其附于身体时，人就活着;当它们远离时，人便死了;当灵魂与躯体不能完全吻合就是生病等。人有生死，但灵魂却是永存的。这就是人类最早的“灵魂不灭”的形神观。同时，人们相信这种“超白然”神灵能使物体具有生命现象，且所有物体拥有神灵和未来，这就是“万物有灵”。

1、草坪区直立或卧式墓碑区(简称草坪葬) 适用于坡度10比1(水平垂直比疚右的缓坡地形。此地形受限制较小，适合大面积草坪的铺植，草坪上的墓穴可设水平或直立墓碑。规划上以水平墓碑为时尚。在规模上，草坪区的骨灰葬墓穴用地仅需略大于骨灰盒，所以密度可以较高，每个墓穴家庭墓园中可以较紧密排列。

春秋战国时期，帝(王)陵“独立陵园制”逐渐形成，帝陵陵区规划以一代国君为中心，如河北平山中山国王陵、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封君大墓、河北邯郸赵国王陵等;秦国自惠文王开始，以后每代国君都有独立的陵园名称，如惠文王的“公陵”、悼武王的“永陵”、昭襄王的“芷陵”、孝文王的“寿陵”、庄襄王的“阳陵”、秦始皇的“骊山”等，这种拥有独自的陵园名称正是“独立陵园制”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汉帝陵同商周那种“集中公墓制”不同，每座帝陵的陵园和荃域有一定的规模，各类建筑设施一应俱全，形成完善的管理功能，是一种“独立陵园制”。

从战国时期开始，秦以咸阳作为都城，不断向东扩展，最终统一全国，也逐渐形成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渭北和渭南两大陵区。根据史书的记载，最迟从秦惠文王开始，咸阳原就己经成为秦国的王陵区。考古钻探调查的结果表明，秦惠文王公陵、秦悼武王的永陵就位于都城咸阳西北部的原上，二者的陵园均呈南北向的长方形，陵园内中部南北并列两座陵墓，南面的为王陵，北面的为王后陵，体现的是“王陵居前、后陵靠后”的排位原则，其方向当以面南为宜。尤其是惠文王公陵所在的位置也成为西汉成帝延陵的陵区，延陵和公陵的陵园间距只有145米，延陵东司马道距离公陵封土仅150米。这也反映出秦汉帝陵在选址方面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和承继关系。位于都城咸阳东南的芷阳陵区埋葬有秦昭襄王到庄襄王的几位帝、后，其中的一号陵园内有南北并列的两座带有四出墓道的亚字形墓，墓上有封土，四周以天然和人工壕沟环绕，可能是秦昭襄王和唐太后的异穴合葬墓。这种夫妇共用一个陵园异穴合葬的做法一直延续到西汉，西汉刘邦之父太上皇万年陵、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均采用这一做法。

西安周围一带特殊的地形，是西汉帝陵两大陵区能够以都城为中心对称布局的自然地理因素。群山环绕的关中盆地大致是南北高、中间低，渭河自西向东从中间穿过。渭水两岸和径、洛两水的下游，皆为海拔400米的平原，在平原周围海拔400米至700米之间为流水侵蚀成的高阶地，就是一般所说的原。这种原在关中是相当多的，大小不尽相同。

西汉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称帝到公元8年王莽篡汉，共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等十一帝214年。西汉时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是秦代创立的统一的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的时期。因而西汉考古、特别是集中体现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的帝陵考古研究工作无疑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丧，《说文·哭部》:“丧，亡也。”段玉裁注:“《亡部》曰:‘亡，逃也。’亡非死之谓也……公子重耳自称身丧，鲁昭公自称丧人，此丧字之本义也。”因“亡也”，故己离开亲人身边，长时间“不在”，则谓其死亡。《白虎通·崩亮;:“人死谓之丧。”段玉裁注:“丧，凶礼谓之丧者，郑《礼经目录》云:‘不忍言死而言丧。丧者，弃亡之辞，若全居于彼焉，己失之耳。’是则死曰丧之义也。”古人基于特定的灵魂观念，人死后都将为其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来表达对死者的敬爱、眷恋和关怀之情，故而“丧”又引申为哀葬死者的礼仪。

王薇 ( 2005 )的《<仪礼>名物词研究》对《仪礼》中的所有名物词进行分类，并对其中的单音词进行溯源式探究;滕华英‘z (2005)的《先秦汉语服饰词汇系统研究》运用语义场理论，分析先秦汉语服饰词汇语义场的层级性和系统性，描写服饰词汇的分类系统，探讨了先秦服饰词汇所蕴涵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内涵;李存周(2006 )的《<大戴礼记>词汇研究》对其单音词、复音词及其结构进行分析论证，总结了《大戴礼记》的词汇特点。

1、青山白化一一死人与活人争地 死人与活人争地，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墓地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目前约有13亿人口，按2002年统计数据表明，平均死亡率为6.41 %，死亡人口约为833.3万，而火化率仅为50.6％，还有411.6万的死亡人口为土葬。按云南大学周鸿教授等的研究，土葬平均占地Sm2/人、火葬占地2m2/人计算，每年用于殡葬用地的土地为31 km2。若再任公墓建设的自由扩张，若干年后人类将面临被墓地所包围的尴尬境地。

1956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人死后不装棺土葬，实行火葬”的提议，由此拉开了中华大地殡葬改革的序幕，为殡葬管理和服务指明了方向。

公墓，最早出现在夏、商、周三代，是奴隶制国家国王、地方诸侯、地方首领和王室贵族以及其他奴隶主的墓地。与之相对应的平民墓地称为“邦墓”。它们都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体现了血缘关系上的宗法等级制度。到了封建社会，以家族为单位的族墓取代了公墓，族墓成为流传至今的主要墓葬形式。近代公墓的兴起主要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上海租界首先开办了以埋葬外国侨民的公墓，后来又有了以同一教派为单位的天主教、佛教公墓。

我国经历了多次革命战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大量革命英雄。大量遗骨急需安放，国家针对这一问题建设了第一批烈士陵园。他们的形式由公墓和纪念碑构成。在当时的年代，受政策的强烈影响，新建和改扩建烈士陵园在全国各地成为潮流，陵园风潮导致了土地的浪费，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侵占林地、农田的现象严重。陵园、公墓在土地权属上产生了很多纠纷，烈士陵园的利用率并不高。并且，烈士陵园在运行上也出现问题，设施维护工作滞后，建筑受损，部分建筑出租他用，用地性质改变，参观和纪念程序复杂，平日并不开放。